三
    19世纪30-40年代，是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农奴制危机不断加剧的时期，也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渐趋成熟的时期。
    30年代，俄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作为主要工业部门之一的棉纺织业率先普遍向机器生产过渡，到40年代初就已完全使用雇佣劳动，成为最早在技术经济方面超越农奴制经济范围的生产部门。甜菜制糖业的兴起也很具典型意义；1825年全俄只有7个甜菜制糖厂，1836年增至57个，1844年发展到206个。这个行业的资产阶级在1834年就组织了“糖业厂主公会”，成为俄国第一个享有特权的工业集团组织。在农业中，由于打谷机、播种机、切草机等机器的逐渐普及，生产的商品化、专业化趋势加强了。有些贵族地主开始改变经营方式，把自己的农奴从服劳役租改为缴代役租，再雇佣劳动力来耕作自己的土地。还有一些赎了身的富裕农民逐渐发展为农村资产阶级分子。但是，封建农奴制关系仍占主导地位，沙皇政权的基本政策是维护贵族享有的特权。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与宗法制传统在俄国生活的各个方面激烈冲突、互相交织。
    俄国进步思想在尼古拉一世的反动统治下顽强地抗争，以文学、哲学、史学批评和研究的形式批判俄国的现实，探索俄国的未来。从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俄国思想进行了一场关于俄国历史性质和发展道路问题的大论战。论战的双方是两个著名的社会思想流派--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它们虽然对俄国的过去与将来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但在政治上都是现存制度的反对派，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俄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斯拉夫派代表的主要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的政治和经济愿望。他们认为农奴制度是违背人民意志的罪过，应该解放农民以推动国家社会经济的进步；他们抨击警察统治和官僚机构，要求取消对书刊出版的限制，实行“公开性”，提高社会意见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14）。为此，必须进行改革，但这个改革应该符合人民的传统，即由沙皇政权来实现。
    斯拉夫派对彼得一世的政策持否定态度，说它中断了俄罗斯有机的发展过程，引进了西方瘟疫，导致了农奴制的确立、沙皇与“庶民”的对立以及上下层的分离。他们认为，农村公社是俄罗斯生活方式的绝对特点，在这种社会组织内部没有阶级冲突、推崇集体观念、不会产生居民的分化。随着经济发展，这种农村公社还可以直接过渡到工业公社，它将使国家免于革命和动乱、实现社会的和平和安宁。因此，俄国的未来就在于回到彼得以前“纯朴的罗斯”的传统发展道路上去。为了复兴俄罗斯精神，斯拉夫派还戴上18世纪以前的平顶皮帽，穿起古罗斯时代的长袍的高帮靴子，到各地旅行，宣传自己的观点。
    从文化意义看，斯拉夫派的观点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与俄国宗法保守思想的混合物。从政治角度看，这一流派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个变种。如果注意到彼得一世改革所包含的矛盾，那么可以认为，斯拉夫派对彼得改革的抨击和对古罗斯传统的留恋本身就包含着对18世纪以来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不断强化这一事实的否定。
    与斯拉夫派相比，西方派是一些更为激进、更为欧化的俄国知识分子，其中既有贵族，也有平民。他们对俄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是俄国进步道路上的障碍。西方派主将格拉诺夫斯基指出，俄国文化植根于拜占庭文明，而正是拜占庭的东西被沙皇政权用来当作对付先进的西方文化的解毒剂。西方派反对俄国历史特殊性的观点，强调世界历史进程的共同规律性，认为俄国同西欧的差别只在于发展落后，因此唯有学习和仿效西方才能改善俄国的地位。在对待俄国现实的问题上，西方派主张以和平改革废除农奴制度、限制专制政权、实现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在同斯拉夫派的争论中，西方派广泛利用了当时西方自由主义学者的经济政治理论，并且极大地促进了这些思想在俄国的传播。他们对西方经验的吸收、解释和宣传，对于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成熟具有重大意义。他们的要求反映了那种力图使俄国更全面、更彻底地欧化以加快其发展的愿望。
    在30-40年代的俄国解放思想中，除了自由主义倾向外，还存在着革命民主主义倾向。直至40年代中期，他们虽然对于以何种方式改变俄国现状有不同看法，但相互间种有明确的界线，在思想上也互相影响。如赫尔岑、别林斯基等人当时都被认为是西方派。从1847年开始，由于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俄国发展方向的认识差距不断扩大，自由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终于分道扬镳，向互相独立的思想流派的方向发展。
    1847年，赫尔岑到达法国后，连续为国内的《现代人》杂志撰稿，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法国和其他欧洲强国的国家形式就其内涵而言，是与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不相干的。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实现这些思想，都将否定现代欧洲生活方式并导致其消逝。”（15）赫尔岑涉及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先进的俄国人究竟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接受和利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他的那些惊人之语使他在莫斯科的自由主义朋友们大为震动，因为在他们看来，俄国将走上西欧经历过的道路是毫无疑问的，俄国必须按资本主义的的经验进行改造。
    不久之后发生的1848年欧洲革命使俄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转向现实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渐趋淡化，而以政治立场划分的自由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的裂痕日益加深、对立日益加剧。
    革命民主主义者曾对欧洲革命寄予巨大希望，而革命的失败使他们失去了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赫尔岑开始了革命宣传，主张用暴力革命消灭反动的政治制度，解放人民，然后通过农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大多数成员把希望寄托于农民革命的到来，并着手筹划建立秘密团体、组织起义等问题。
    自由主义者曾经为法国革命的爆发感到振奋，但巴黎无产阶级的6 月起义使他们反感和“失望”。他们认为战斗的工人只是些“横暴的人群”，而社会主义则是“热烈的聪明的疯话”、“煽动家的狡诈”。格拉诺夫斯基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欧洲事件的发展：“很可能，群众的胜利将是优秀文明成果的毁灭。无产者的胜利难道不会象蛮人的入侵毁掉古代文明那样扼杀现代文明吗？”（16）自由主义者虽然继续要求改变俄国现存制度，但也更加明确地反对革命和群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