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50年代中期，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思想流派开始实际地影响和参与社会政治生活。
    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和尼古拉一世之死是自由主义走上前台的重要背景。对于俄国来说，克里米亚战争一开始就是“一个生产方式落后的民族对几个具有现代生产的民族的一场无望的斗争”。（17）战争暴露了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其结局是“沙皇政府在全世界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给自由丢了丑。前所未有的觉醒时期开始了。”（18）自由主义者经常举行会议、发表演说、议论时政、探讨改革。
    在西方派自由主义者中间，战争后期就秘密传播着“手稿作品”，卡维林、齐切林、麦里古诺夫等著名的自由主义者都曾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各种内容的文章被广泛传阅、大量转抄，从首都传到外省，又从外省传到首都”。为了使自由主义的声音取得更广泛的社会反响，从1855年起，西方派自由主义理论家开始利用赫尔岑在伦敦的印刷所。在“致编辑部的信”中，他们表达了自己的主要观点：“我们在想，如何在整个社会机体不受震撼的情况下解放农民；我们希望把良心的自由引入这个国家，取消或至少放宽书刊检查制度，……我们准备团结在那怕能表现出一点自由主义倾向的政府周围并全力支持它，因为我们确信只有通过政府才能有所行动并取得结果。”（19）他们的文章被编成《来自俄国的声音》陆续出版。赫尔岑在第一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我们发表的这些文章特别重要，因为它们属于在这次战争期间和尼古拉一世死后不可遏制的力量发展起来的手稿作品之列。这是俄罗斯的声音议论俄罗斯的事情的最初尝试”。（20）
    与此同时，斯拉夫派自由主义者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活动。根据伊·阿克萨科夫的建议，他们写了不少“札记”，就改善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发表具体意见。科谢廖夫在“札记”中建议召具缙绅杜马，希望以此加强“沙皇与人民的联系”。康·阿克萨科夫认为，由于各阶层之间尚有很大距离，现阶段可首先考虑给政府以执行和立法的权利，给人民以表态和发言的权利。他们写的某些札记曾送达亚历山大二世。
    1856-1858年间，沙皇政府被迫放宽了对社会舆论的限制，自由主义者陆续出版发行了几种刊物。1856年，由科谢廖夫负责编辑的《俄国论坛》成为第一份公开的自由主义刊物。随后，又出现了《俄国通报》和《阿捷涅伊》。利用这些舆论阵地，自由主义者对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发表意见，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纲领和策略理论。
    在农民问题上，自由主义者除了继续论证废除农奴制的必要性之外，还提出了不少具体的改革方案。卡维林主张，农民的解放“不仅必须连带属于他们的全部财产，而且一定要连带土地”；同时，地主应该为农民的解放而得到一笔赎金，以便把自己的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赎金由国家以给农民贷款的形式一次付给地主，而农民在一定年限内偿还国家。科谢廖夫的方案要求“直接地、彻底地、一次地、普遍地”解放农民并给予他们土地，这个过程既要通过地主和农民之间的自愿协议，也应在政府的鼓励、监督和强制下进行。还有一些自由主义者如萨马林等提出了分阶段逐渐废除农奴制的方案。
    在国家制度方面，自由主义者认为必须用体现政治自由的形式来代替专制制度，而在共和制和立宪君主制中，又以后者更适合于俄国的国情。因为君主政权在数百年间一直是国家统一的象征和民族的旗帜，而且，俄国已经产生了一个“新”贵族集团，即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地主和随着工商业发展而兴起的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俄国走上立宪君主制的道路将是不可避免的。在目前阶段，俄国还没有发展到能够以代表制来治理的程度，但作为最初的步骤，可以首先“在沙皇和人民之间建立直接的活跃的联系”，并在行政管理、地方自治、各阶层关系方面进行改革。
    在实现自己目标的方式和策略上，自由主义者断然拒绝革命，主张与政权妥协以实现改革。齐切林曾指责赫尔岑的革命宣传，说他幻想破坏历史形成的机体，建立一个被人为鼓动起来采用激烈暴力的下层阶级的国家。他认为：“革命是以暴力推翻法律，如果它经常在过程中出现，那就根本谈不上普遍的规律。……正确的观点应该是承认法的统治是全体居民的一个要求，因此应该把国家机构的发展视为政治生活的准则。基于此，实行新秩序的权力只能属于唯一合法的政权。”（21）以这种理论为依据，自由主义的基本策略是通过合法的反对派活动促使沙皇政权实行改革。他们一方面愿意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权合作，从上面来“解放俄国”以避免大的动荡；一方面不断警告政权：拖延改革将引起来自下层的激烈行动，如果政权坚持沿着旧的轨道走下去，革命就将成为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
    自由主义还把各省的贵族会议和为拟订改革方案而成立的省委员会作为自己主要的活动基地。尤其是在省委会中，自由主义者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例如，梁赞省委员会的组成是自由主义者8人，保守地主14人，动摇于两者之间的4人；土拉省委员会的组成是10个自由主义者和17个保守派地主；而在特维尔省委员会中，自由主义者占了多数。自由主义者在改革准备时期的活动对沙皇政权形成了一定的压力，是推动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
    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形成与西方的同一过程是在极为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西方，与洛克、斯密、卢梭、边沁等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经济学说，以及由人权宣言、独立宣言、人权法案等历史性文件所体现的基本原则，都植根于肥沃的土壤之上，其前提是资本主义关系的成熟和资产阶级的壮大。但在俄国，资本主义基本上不是社会演变的自然产物，而具有从外部引进的特点；农奴制度直到1861年为止仍是占优势的生产方式。因此，如果说自由主义在西方是瓜熟蒂落的资产阶级文化，那么它在俄国首先是伴随着俄罗斯欧化的过程而传入的舶来品，没有广泛深厚的基础。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和资产阶级的弱小，最早接受自由主义思想的是欧化的主要受惠者--贵族。即便在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成的过程中，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也起着主要的作用。此外，由于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政权起了重要作用，资产阶级对沙皇政府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包含着同专制主义妥协的成分。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成过程中的这些特点，长久地影响了它日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