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解放后我国史学界十分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近十年来，许多新的见解不断提出，呈现生动活泼、相互争鸣的局面。现就争鸣较多的几个问题综述如下。
    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起讫和分期
    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起讫和分期问题，我国史学界有诸多不同观点。
    （一）关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上限和下限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1789年7月14日的巴黎起义，结束于1794年7月27日的热月政变。7月14日起义，标志着法国封建专制制度覆灭的开始。此后，政权从王室转移到制宪会议手中。1794年热月政变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已完成了任务。热月政变开始了资产阶级反动统治时期。热月党人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①。刘祚昌虽然同意把热月政变作为法国大革命的下限，但认为热月政变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在政变以前以破坏旧制度为主要内容，而在政变后则以建设新社会和巩固新制度为主要任务。热月政变结束了革命带来的动荡不安，迎来了国内的和平发展②。
    对法国大革命的上限，有两种观点。林贤极、程镇芳认为，法国大革命的上限应定在1789年6月17日。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入另一个阶级手中，是革命的首要标志。6月17日成立的国民议会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开始，尽管当时它还很软弱，作用也有限，但是它的产生及其活动，毕竟是政权转移的起点。7月14日的巴黎起义则大大加速了革命的发展进程，开辟了革命在全国城乡蓬勃发展的新阶段③。廖士虎则认为，法国大革命的上限定在1789年5月三级会议召开这一时间较为妥当。因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从开始夺取政权到取得政权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因此，不能把已取得政权或基本取得政权看作革命开始的标志，而应把夺取政权以前的某些行动视为标志，实际上资产阶级在三级会议上就开始了夺取政权的斗争，巴士底狱的攻陷不是革命开始的表现，而是革命胜利的标志④。
    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下限，史学界也颇有争论。王养冲认为，大革命的下限应当冲破热月政变的限制，以热月政变为下限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因此下限定在1814年4月10日或1815年6月22日拿破仑两次退位时期较为妥当，因为拿破仑政权与法国大革命在本质上有一致性和联系性⑤。刘宗绪把雾月政变作为大革命结束的标志。他认为此后的执政府和帝国在政治和经济等制度和政策上又具备一些新的特点⑥。张芝联指出，执政府的确立标志着法国革命的结束。此后的拿破仑破坏了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成果，践踏了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原则，在政治上实行妥协倒退政策，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妥协性，拿破仑政权与法国大革命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⑦。林贤极、程镇芳则认为，大革命的下限应定在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波旁王朝复辟改变了历届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地主、封建势力重新上台执政，波旁王朝复辟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⑧。
    （二）关于分期问题。周一良、吴于廑、王荣堂认为，法国大革命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君主立宪、共和政体、雅各宾民主专政时期⑨。王养冲则认为，法国大革命应以新的政治体制的出现作为分期的标志。因此，除国体变更外，用统治形式的递嬗来分期也许是更妥当的。他把大革命分为六个时期，除以上三个时期外，还有热月党和督政府共和国时期、执政府共和国时期、拿破仑帝国或第一帝国时期⑩。
    二、对君主立宪派的评价问题
    传统的观点认为，君主立宪派投身革命、领导革命是假，阻止革命、反对革命是真。他们保护私有财产，建立君主立宪制，与封建势力妥协，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方面无所作为。赵瑞芳、高韵青、刘宗绪则认为，立宪派应予以肯定。君主立宪派在执政的三年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反封建的，基本上完成了大革命摧毁旧制度、建立新政权的历史使命。实行君主立宪制，是由当时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资产阶级提出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是资产阶级保护自己利益的根本要求，具有重要的反封建意义。体现君主立宪派土地纲领的“八月法令”在原则上宣布废除全部封建制度，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法律上失去了依据，改变了土地所有制的性质。虽然他们所领导的革命，既不能彻底摧毁国内封建势力的反抗，也不可能战胜联合起来的欧洲列强，但他们所完成的事业，是这次大革命真正成熟、确实保留下来的革命成果（11）。
    三、对罗伯斯庇尔的评价
    对罗伯斯庇尔的评价，历来褒贬毁誉皆有。我国史学界的一些学者认为罗伯斯庇尔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廉洁奉公，忠于革命，生死以之。另一些史学者则认为罗伯斯庇尔是一个冷酷无情、骄横暴虐的人。他任意把恐怖扩大化，弄得当时人人自危。
    对罗伯斯庇尔评价的主要分歧点是集中在“六·二”革命后，罗伯斯庇尔执政时期采取的许多政策、纲领和措施上，而著名的战时恐怖政策则成为争论的焦点。陈崇武认为，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有节制的恐怖主义者，他一贯反对恐怖扩大化，主张惩罚要分主从。罗伯斯庇尔是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卢梭的忠实信徒和热烈的崇拜者。李滨在同意上述观点的同时，还论述了恐怖政策的历史作用。他认为，恐怖政策在镇压反革命叛乱、击退外国干涉军方面起了巨大作用（12）。赵瑞芳、胡喜麟、严鋕钰等人则认为，罗伯斯庇尔虽为法国大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他不是一个有节制的恐怖主义者，他应对恐怖扩大化负主要责任。以1793年底为界，前期实行恐怖政策是完全有必要的，在后期继续实行恐怖政策，则削弱了雅各宾政权的群众基础。胡喜麟认为，恐怖政策从一开始就存在扩大化问题，到1794年6月10日“牧月法令”颁布时，镇压便成了随心所欲的事。严鋕钰还分析了罗伯斯庇尔悲剧产生的原因。他认为，罗伯斯庇尔对1793年以后的形势估计错误，对大革命性质和任务的错误理解是罗伯斯庇尔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同时罗伯斯庇尔的个人性格和品质在他制订政策的过程中也起了消极作用（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