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的《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以下简称《现代化第一基石》）一书，是目前我国中世纪史学研究者的第一部系统研究现代化在英国农村发生过程的著作，也是第一部将中英封建晚期农村现代化进程进行比较研究的力作。作者侯建新在观察视角上独辟蹊径，始终把封建晚期最基本的生产者--农民作为主要考察对象，从农民个人力量发展与社会结构关系的角度对于现代化问题进行了大胆而深入的探索，提出了独立的见解。作者的这些见解和研究，或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或使以往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系统。这部著作的出版必将对我国世界中世纪史领域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
    《现代化第一基石》一书由九章构成。作者用近2／3的篇幅集中论述了英国中世纪农民个人力量--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余下的篇幅则对封建晚期的中英农民进行了多向度、多层次的比较研究。
    第一章“导论：经久不衰的大论战”。自本世纪50年代初特别是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欧美学者就自然经济解体及其向近代社会过渡动因问题展开了两次大规模论战。作者对这两次大论战进行“较全面、系统的介绍与评论”，不仅“对这一经久不衰的大论战是一个尝试性归纳，更重要的是，前人的研究成果应成为我们继续深入探讨问题的基础”（《现代化第一基石》第6页， 以下本书引文只注明页码）。这两次大论战提出了众多发人深省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并具普遍意义的是：封建制度崩溃的原动力是什么？资本主义首先起源于农业还是其他行业？在回答上述问题时，产生了“贸易根源说”、“人口根源说”、“阶级斗争推动说”、“世界体系论”和“产权革命说”等主要流派和观点。在寻找“过渡”的动因时，每派各执一端。除“贸易根源说”将远距离贸易视为促成新生产体系诞生的主要动力，持外因主导论外，其他诸说都主张从封建社会内部寻找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但侧重点则有所不同。“人口根源说”把纯人口学和与此相关的市场波动当作西欧封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阶级斗争推动说”则把特定的阶级结构的形成看作是农业近代化的必要前提：“世界体系说”从世界格局的形成及各地区的相互作用说明资本主义的产生；“产权革命说”视近代产权观念与制度的诞生为工业社会兴起的基石。毫无疑问，诸说都有一定的道理和价值，有助于人们深化对“过渡”问题的认识与思考。可是，作为一种独立体系，则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憾：或立论基础狭小，经不起广泛的验证；或解释本身是更为深层原因的结果，无法从根本上说明问题。作者在逐一评析诸说的得失后，引出本书的两个主要论点：“农业是近代经济基础”；“基本动力来自农民个人力量的壮大”。
    第二章“英国农业生产力考察”。它是全书立论的基础，也是作者匠心独运的阐发。农民构成封建社会劳动者的主体，其个体经济发展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封建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作者指出，“考察以劳动生产率和储蓄率为中心的农业生产力，是透视英国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最基本的社会层面”（第36页），同时也是社会分工与商品生产的基础。作者认为，施肥和锄草技术的改进，重犁和三圃轮作制的出现，现代挽具和水车以及挽畜的普遍使用，都标志着中古中期英格兰农业生产力的长足进步。这一时期英格兰庄园领主自营地上的农业收入的成倍增长，以及农奴份地的亩产量有时甚至超过经营条件较好的领主自营地，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农产绝对总量的增长还不足以完全说明经济增长的实质。要科学地论证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力，最可靠的途径还是考察农业劳动生产率”（第45页）。根据中世纪农业生产特点，农业劳动生产率“就是指一个典型的农户在一年内生产出多少农产品”（第45页）。综合各家的估算，作者认为，在庄园经济鼎盛时期的13-14世纪，半维尔格特（在三圃制下实际播种面积是10英亩）大约可视作英国一般农户的耕作面积，每英亩产量约为10.32蒲式耳（或237公斤）。这样，每户的劳动生产率则为103蒲式耳（或2369公斤），它是英国中世纪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台阶。而15、16世纪之交是英国以庄园农奴制为代表的封建制的重要转折时期，其间存在“一条历史的接缝”。主要表现为，13、14世纪传统佃户地产的均衡性不复存在，两极分化日益加剧。一方面，社会上出现了大量脱离农业的雇工；另一方面，靠牺牲普通农民起家的大农经济作为一股强劲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此时一般农户持有地数量扩大为20英亩（在三圃制下，实际播种面积约15亩），亩产量增长到16蒲式耳（或368公斤），每户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为240蒲式耳（或5520公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刺激了人们物质需求和生产的多样化，促使乡村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养羊业的迅速发展成为推动这一变化的契机。13世纪末英国每农户平均存栏22-26只，到15世纪增至每户66.5只。养羊业的发展又带动了以呢布业为龙头的乡村工业的振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农户农产商品率和储蓄率的提高成为可能。但高生产率并不直接导致高商品率和高储蓄率。它受到多种社会的和个人的因素制约。因此关键“还要看劳动产品如何分配即生产者从中获得多少属于自己支配的产品，包括多少进入生产领域，多少进入流通领域，最后又有多少形成扩大再生产和改善生产者及其后代体力智力发展的基金”（第67页）。据作者估算，13-14世纪英国中等农户的商品率为45％，剩余率为15％，也就是说，其劳动产品有将近一半进入市场，因而还是半个小商品生产者，而15-16世纪，“相当大多数的农户的主要经济活动已经与市场联系在一起，基本纳入商品经济运转的体系”（第76页）。英国农民个人财富的积累，“终于使农业成为资本主义生长的温床”（第78页）。
    第三章“历史遗产的效应”旨在阐明英国中世纪农民的财富何以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作者认为，英国农民具有一个促使个人力量得以发展的良好政治空间，根据传统力量和历史遗产建立的农村基层司法体制对农民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它使农民个人“财富的独立发展”由可能转变为现实，并且不自觉地充当了农奴争取自由的工具。
    第四章“自由劳动：农民的第一个‘所有’”。从12世纪开始，英国农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要求劳动者人身解放的潮流。初步积累起个人力量的英国农民企盼得到对自身劳动力的自由支配权。在农村，农民取得支配自己劳动力的重要标志是13世纪流行并在14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劳役地租的折算。它使农村全部农奴赢得了对自己劳动力的自由支配权。它一方面削弱了传统社会组织对劳动者人身的束缚，另一方面为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开拓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从而在生产关系上为现代工业的发展铺平道路。西欧中世纪城市主要是由“获得解放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其“兴起与农奴的逃亡运动几乎同步发生”，“新兴城市乃是农奴解放大潮的一个创造物”，因此“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生产者要求自由劳动的解放运动”，归根结底成为西欧中世纪城市兴起的根本动因（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