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就世界古代史领域谈一些个人的想法。
    解放以前，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的基础十分薄弱。除了几本从西方教科书移译或改编的书以外，未见本国学者写的专著，甚至在这方面的论文也很少见。在那时的大学历史系里，世界古代史一般不过是世界通史或西洋通史中的一个不大的部分，如非直接使用外国教本，即由教师以西方教本为兰本进行教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世界古代史，严格说来，尚未提上日程。
    解放以后，世界古代史开始在大学历史系中受到重视，成为一门必修课程，从而也逐渐形成了一支以世界古代史为专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四十余年以来，开始强调学习苏联，后来改而强调中国人自己的独立研究；开始忙于编译或编写教材，后来又逐渐注意以原始材料为依据的专门研究；近十余年来，又注意到外国古文字学的学习和研究，提出了填补学科空白（如埃及学、亚述、赫梯学等）的计划并已开始实行。同时，对中外古史的比较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在20世纪接近尾声，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回顾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世界古代史的研究，可以毫不怀疑地说，成绩确实是不小的。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我们的世界古代史的学术水平，如果与那些已有深厚基础的国家相比，那还处于发展中的阶段。我们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准备在下一个世纪中赶上去；我们的世界古代史也处于发展中阶段，当然也应该在下一个世纪中赶上去。
    怎样赶上去呢？我想，有两个方面的工作是必须做的。
    一是古代国别史的专门研究工作，包括古代文字的专门研究。这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我们必须学会某国的古代文字，才能直接掌握那国的原始文献；只有直接掌握某国的原始文献，我们才能有对那国历史的最后发言权。由于过去在这方面的基础一穷二白，我们在填补空白的初期可能进展较快；不过，在有了初步基础之后，要把外国古文字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下去并达到国际上的一流水平，那就需要有不止一代人的相当长时间的努力了。
    二是古代世界史的综合研究工作。这一研究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为古代国家之间在历史上的交往关系，一为古代国家之间在逻辑上的异同关系。前者为古代各国文化交流史的领域，后者则为古代各国历史的比较研究的领域。因为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古代史并不是古代各国历史的简单的拼合，所以上述两个方面的综合研究工作是必要的。当然，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同样也是很艰苦的工作。
    作为中国的史学工作者，我们自然地会想到，我们应该为写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古代史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古代世界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在看到一些外国学者写的世界古代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感到中国历史的作用和地位在其中并未充分体现出来。这可能出于作者的主观上的认识问题，也可能出于作者对于中国历史所能掌握的知识的局限。不过，有一点应该明确，首先有义务在世界古代史上体现中国应有地位的人，并非是外国的历史学家，而应该是我们中国学者自己。不同国家的人，由于历史上的渊源关系的不同，在写世界古代史的时候自然地会有各自不同的视角和侧重点。因此，不同国家的人写出不同特色的世界古代史，这本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值得重视的是，当我们能够写出充分体现中国地位的世界古代史的时候，人们对于整个世界古代史的认识都将会提高一步。例如，在青铜时代产生的文明古国的历史，除中国以外，都在进入铁器时代以后或早或晚中断了。如果没有中国历史的实例，人们完全有可能认为那种古文明的中断是古代的一种普遍的、带规律性的现象。又如，在世界古代史上，曾先后出现过许多跨地区的早期帝国，如埃及帝国、赫梯帝国、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等等；不过，最后它们都分裂为若干地区性的国家，而且早期的联合并未形成后来统一的基础。古代中国的情况与此不同，原先的地区性的诸侯国经秦汉帝国时期的统一以后，虽然也曾有分分合合的过程，但是每一次的分，在客观上都为下一次的更进一步的合准备了条件。应该说，秦汉的统一为中国的统一趋势开创了历史的传统。如果没有中国历史的实例，人们也是有可能把古代帝国的分裂当作一般的、带规律性的现象来看的。由于有了中国古代的历史，人们就不可能那样简单地给世界古代史下结论了。也由于有了中国古代的历史，我们就可以把古代中国和外国在历史的连续性与统一性方面的异同作进一步的比较研究。一旦对这一类的中外历史上的异同之点有了深一步的认识，人们对于整个古代世界历史的认识水平自然也就会更为前进一步。
    在世界古代史领域中考虑到古代中国史的地位，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古史放在一起作比较的研究，在这项工作的开始阶段，我们也可能感到并不太难。因为，人们不难发现一些历史上的异同，并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作一些探讨。但是，要想在这项工作中深入下去，那就远非易事。因为这要有对中国与外国两方面的古史的深入研究作为条件。我想，这项工作应该成为我们下一个世纪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