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93年年青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丁·特纳在是年召开的美国历史协会的年会上，提出了名噪一时的“边疆论”，并用这一理论来解释美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自此开始，现代美国史学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嬗变中，各种思潮交替出现，诸多流派此消彼长，形色色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象走马灯式地登上了史坛，本文不敢奢望描绘这一史学全景，在这里，我只对现代美国史学特点这一侧面作一尝试性的归纳：实用·多元·国际化，也许仍是一种“盲人摸象”而已，祈望识者赐正。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
    讲究实用，是现代美国史学发展进程中一个最基本的特点。表现如下：
    第一，理论与实践，即史学理论的构建与具体历史研究的紧密结合表现得十分突出。早在上一世纪末特纳创建“边疆论”时，就明显地体现出了这一点，发生在美国近代史上的大规模的“西进运动”，是特纳构建其理论的历史前提。他具体研究了十九世纪末叶以前美国人不断向西部拓殖的历史过程，得出：这条不断向西移动的边疆与西部自由土地的开发，乃是支配美国社会发展的力量，它也是产生民主主义、平等主义、个人主义以至民族主义的主要的决定性因素。于是他指出，美国的民主制度“并不是从普利茅斯‘五月花’号船上运来的”，它“来自美国森林，而在同边疆的每一次接触中都获得了新的力量”，而不是来自欧洲文化和思想的移植①。不管特纳的“边疆论”如何失之偏颇，但终究是美国本土生长的一个史学流派，其后由他与查尔斯·比尔德、弗农·帕林顿组成的“进步学派”。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史坛的活动中，无不显示这种史学特征。即使到了当代，尽管也有纯理论与纯方法的，或为模式的研究倾向，但这类作品不仅因空泛枯燥与故弄玄虚而远离大众社会，即使在史学界也鲜有“知音”，终难成气候。
    第二，注重历史研究的现实效用。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可谓是这方面的典型，鲁氏弟子曾把他们这一派的“新史学”称作为“实用史学”，并称“新史学”的最后目的就是要把“历史变为现在有用的东西”②。鲁滨逊在《新史学》中立，“历史这门学问，不但可以使工人得到一个社会进步和社会的未来的观念，并且可以对他提供某些事物的背景，使他可以在自己的环境里把这种知识利用起来，又可以丰富他的想象力，把他的思想扩大到工厂以外”③。他进而指出，历史知识的教育，“可以使他们具有一种人生态度，这种态度不但可以使他们成为最好的工人，而且可以使他们对于他们的工作有个明智的理解，使他们协力帮助清除他们所遭受的那些工业上的流弊”④。“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变化的。各时代的人都有权利去从人类历史里面选出和当时特别有关系的事实。”⑤从1912年鲁氏之书问世至今，现代美国史学中这种强调历史的“实用价值”的观点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不是吗？1985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威廉·麦克尼尔在“主席演说”中说得也很明白：“所有的人类集团都喜欢受到奉承。历史学家于是永远处于迎合某种期望的诱惑之下：按该民族的愿望来描述他们的历史。结果是真实与虚假相混合，主观意识混杂在历史中。……结果是神话般的虚构，往事象我们希望的样子，被着实简化成好人和坏家伙、‘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争夺。大部分民族史和大部分集团史皆属这一类。”⑥历史学家要根据某种“市场行情”⑦来作出选择。
    应当看到，现代美国史学中的实用主义思想与现在主义的史学理论是不无联系的。现在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者卡尔·贝克尔的论见最具代表性。他在1931年美国历史协会上作的题为《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的“主席演说”中，对此作过系统的阐释。存在主义的史学理论在本体论上是否认存在客观的历史进程，历史在他们那里不过是一个“事实和幻想的动人的混合物，是对真实事件的一种神秘的附合”⑧，他把“历史”定义为“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⑨，这完全是贝克莱“存在被感知”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在史学上的一种翻版。现在主义在认识论上是相对主义的，而这种相对主义又往往导致实用主义。贝克尔在这篇“主席演说”中用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口吻，倡导了一种“活的历史”即那种“在世上有作用和在历史过程中发生影响的历史”⑩。他这样说道：“我们正当的作用不是去重复过去，而是利用过去，去把普通人对于过去为在发生的事件所加上的那种神话式的改作，予以纠正和合理化，以供大家采用。……我们成功的秘诀，长远看来还是要迎合普通人的脾胃。”（11）实用主义史学的“效用论”在这里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发。不过，据J·H·赫克斯特的“考证”（12），这里所说的“普通人”不过是只占美国人口中不足5％的少数白人上层“精英”而已。这一“考证”， 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实用主义史学为少数人服务的阶级本质。
    我们认为，归根结底，史学中的这种讲究实用的观念渊源于美利坚民族的思想传统。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艰苦创业、不断开拓、备尝艰辛，日渐磨练与造就了共同的性格和思想，正如贝拉等三位教授在《精神习俗：美国生活中的个人主义与理想追求》中所云，充满进取、顽强竞争、一心致富就成了“美国形象”的一种代表（13）。于是，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生长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它最合适的气候与土壤，最终广泛地渗透在美国广大民众之中，成为支配他们思想与行为准则的美利坚民族的“国家哲学”（13）。
    我们考察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对史学发生的深刻影响，不能不提及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士，他的论见曾给鲁滨逊的“综合史观”以直接的影响。詹姆士指出：“实用主义方法的意义不过是：真理必须具有实际的效果。”（15）又说：“实用主义的方法是试图探索其实际效果来解释每一个概念”（16）。可见，现代美国“新史学派”强调史学的“实用价值”，盛行不衰的美国史坛的“效用论”，显然都是直接脱胎于詹姆士所倡导的这种哲学思想传统的。这一传统不仅体现在美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上，而且也积极渗透到现代美国史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