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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族统治阶层对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垄断性控制导致了社会下层为争取政治与经济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从而进一步引发了古风时代的社会大变革。正是这种社会大变革导致了古典城邦制度的形成，也是在这个变革中，土地的私有制逐步确立起来。在斯巴达，这种变革的明确标志是莱库古的改革，虽然莱库古本人是传说中的人物，但传统中归功于他的改革却是具有历史根据的，其主要内容是平等份地（kleroi）的分配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近些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如霍德金森试图否认平等份地的历史真实性，提出斯巴达的土地制度及其财产继承制与其它城邦并无不同（14），但他们的研究忽视了斯巴达社会政治生活的许多重要侧面，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斯巴达的军事制度、公民的共餐制及其教育制度同它的土地制度是密切相关的。同其它城邦不同，斯巴达有其独特的军事与社会制度，它的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是职业军人，公民最崇高的职责就是保卫城邦，因此，斯巴达的公民将战争和军事训练视为自己从事的唯一职业。早在莱库古改革时，城邦即“禁止所有的自由人从事追求财富的职业，并规定他们唯一的职责在于保卫城邦的自由”（15）。城邦还规定，所有六十岁以下的成年男性公民都有随时服兵役的义务。这种公民军事化的制度同平等份地制度密不可分，由于公民不能从事任何追求财富的活动，很显然，城邦必须为他们的生计提供一定的保障，使所有公民有相对平等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重装步兵的作战方式必然影响到公民的社会与政治意识。所有公民，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都成为重装步兵的一员，都在同一个方阵里，肩并肩地作战或训练。这种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群体生活，无疑孕育了一种平等的观念。虽然有的学者对此提出质疑（16），但是重装步兵的作战方式无疑增强了平民同贵族斗争的自信心。尽管这种自信心可能还不足以形成一种强烈的政治意识，以致于提出平等政治权利的要求，但他们在经济上、尤其是土地上的平等要求却是为历史资料所证实的。公元前七世纪早期斯巴达诗人提尔泰俄斯的诗歌即记载了下层公民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呼声（17），这种呼声在时间上同重装步兵改革的吻合也许并不仅仅是巧合，而是有其因果关系的。
    斯巴达社会生活的另一个独特性是其公民的共餐制，按照这个制度，包括国王在内的所有男性公民都要集体就餐。为了维持这种集体就餐的制度，每个公民每年必须向城邦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如果无法交纳规定量的粮食，他就会丧失公民权。很显然，这种共餐制的基本前提是，从一开始，所有公民都必须拥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即占有的土地足以生产他所必须交纳的粮食，而这个基础只能通过平等份地的分配来实现。没有这样一个基础，集体就餐的制度是根本无法实行的，因为斯巴达共餐制的目的不是从一开始就把一部分公民排除在外，而是培养公民的集体观念和城邦观念。
    斯巴达的土地制度同它特有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探讨斯巴达的土地制度时，不能把它孤立开来，而是应该把它看成是城邦整体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一部分，进行综合研究。平等份地制度的目的是维持城邦特有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其意义在于它实际上限定了公民群体的范围，从而也就定义了公民权，分得份地的社会成员成为共餐制的成员和城邦的职业士兵，亦即城邦的公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里比阿把斯巴达的份地称为“政治的部分”，也正是在这里体现了斯巴达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在雅典，下层农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则更为直接地导致了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梭伦改革的直接原因是贵族统治阶层对土地的垄断，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下层农民的不满。在改革以前，下层农民没有直接的土地所有权，亚里士多德说，直到梭伦改革，雅典的债务只能以人身作为抵押（18），也就是说，个人无权以自己耕种的土地作为债务的抵押。所有的土地都控制在称作Eupatridai的统治集团手中，而下层农民则成为他们的依附民。亚氏在论及梭论改革前雅典的社会状况时说：
    ……这以后发生了贵族与大众之间的冲突。从各方面来看，他们的政治体制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尤其是穷人，他们的妻子和儿女都为富人所奴役，他们被称作附庸和六一汉。因为他们正是按照这样的地租（misthosis）耕种富人的土地。所有的土地都控制在少数人手中；如果他们无力支付地租，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都将失去自由。
    亚氏在这里提到“六一汉”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传统观点把六一汉看成是向贵族交纳地租的贫民，并因此而将上引亚里士多德文中的misthosis一词译作“地租”，但对地租具体份额的多少即六分之一或六分之五却又意见不一（19）。无论如何，六分之一或六分之五的份额作为地租似乎都难以令人置信，因而这个结论并不为学者普遍接受。对此英国学者加伦特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六一汉”是在农忙季节为富有贵族耕种土地的农民，作为报酬，他们获得其收成的六分之一（20）。然而，这个理论难以解释下层农民的不满以及公元前七世纪阿提卡的社会危机。为自圆其说，加伦特在此不得不引入一个“羞耻文化”的观念，进一步假设，对希腊人来说，被迫出卖劳动力是一件羞耻的事。但无论如何，这个“羞耻文化”的概念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公元前七世纪末六世纪初雅典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羞耻”不是导致雅典社会变革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一个主要原因。
    由此看来，“六一汉”既不是向贵族交纳六分之一或六分之五地租的下层农民，也不是为贵族耕种土地而得到六分之一收成作为报酬的中小农民。笔者认为，他们是被迫向阿提卡的地方宗教组织交纳实物税的中下层农民，由于这个实物税的比例是其土地收成的六分之一，他们因此而被称作“六一汉”，这也就是说，他们的土地在某种程度上为地方宗教崇拜组织所控制，或更为确切地说，雅典的贵族集团通过地方宗教组织控制了下层农民的土地。在古代阿提卡地区，普遍存在着收获祭礼，如同所有的希腊人一样，雅典人相信神赋予了他们好的收成，因此他们必须将收获的一部分敬献给神（21）。贵族统治阶层正是利用了这样的宗教思想来为他们自身的利益服务，正如英国学者鲁兹早在1902年就已指出的那样：“实际上，只要没有祭司组织，就没有必要交纳比表示敬奉更多的祭礼。但是，随着祭司组织的建立，随着社会组织的出现，必然要有所改革。国王或神的代表就会对祭礼的最低数量作出规定，并作为一种赋税来征收。”（22）事实上宗教组织向农民征收实物税并不是古代雅典的独特现象，在中世纪的欧洲，农民普遍必须向教会交纳什一税。在希腊世界，也有利用神明为自己利益服务的例子。据希罗多德记载，在波斯王居鲁士率军攻占吕底亚首府萨地什以后，波斯士兵洗劫了该城，居鲁士本人的利益因此而受到侵害。此时投降居鲁士的吕底亚国王克罗伊苏斯建议居鲁士在城内设置岗哨，并宣布收取战利品的什一税，作为献给宙斯的祭礼，“这样他们不仅不会因为陛下以武力夺走他们的财富而怀恨，而且还会赞同陛下的公正而甘愿交纳”（23）。雅典僣主庇西斯特拉图在执政期间，也曾向农民征收什一税，亚里士多德评论说，通过征收什一税，庇西斯特拉图本人的收入也大大增加。亚氏还记载了一则颇有说服力的趣文，庇西斯特拉图在一次出巡时，在希米托斯山区看到一名农夫在不毛之地上辛勤耕作，便好奇地派人问他能够收获什么，农民回答说：“除了痛苦和不幸以外，一无所获；而这痛苦和不幸的十分之一还必须上交给庇西斯特拉图。”（24）
    如果上述结论即六一税是农民交纳给地方宗教组织的赋税符合历史情形的话，那么梭伦本人所提到的horoi也就不难理解了。希腊文中的horoi一词本意为“界碑”，但这显然不是梭伦所说的意思。在一篇诗歌残篇中，他说自己“清除了立在黑色田野（亦即肥沃田野）上的horoi；以前她为人所奴役，但现在获得了自由”（25）。显而易见，在这里，horoi是农民土地受到控制的标记。梭伦的改革措施之一就清除农民土地上的horoi，实际上这也就废除了依附在农民土地上的六一税。通过这条措施，梭伦剥夺了地方宗教组织对农民土地的控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使之获得了自由，亦即使之成为农民自己的财产。梭伦的遗嘱法也证明了同样的结论，土地的占有者从此获得了转让自己土地的权利，这也标志着雅典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同斯巴达一样，雅典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和城邦的形成是同步的，梭伦的改革实际上标志着雅典城邦的形成，他打破了贵族统治阶层通过地方宗教组织对农民土地的控制，颁布解负令，废除债务奴隶制，保障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确定了公民的土地所有权，并按其土地收成的多少，把公民分成享有不同政治权利的四个等级，使公民的土地财产同政治权利联系起来，从而将中小农民阶层纳入了城邦的政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