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统治者追随美国执行反华政策，中日两国人民对此都深感不安。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两国许多有识之士，不畏艰险积极奔走。其中日本已故前首相、自民党顾问石桥湛山就是其中值得纪念和缅怀的一位。
    一石桥湛山，1884年生于日本东京。1907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哲学系。1911年进入东洋经济新报社，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石桥曾先后担任过日本政府的大藏大臣、通产大臣、首相等职。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政治家。
    那么，作为一名资产阶级政治家，石桥为什么会走上为中日友好事业而不惜艰辛的道路呢？
    首先，石桥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深刻认识和对中国问题的独到见解促使他走上了热心于中日友好事业的道路。石桥出身于佛教世家，从小深受佛教文化影响，因此十分敬仰中国文化。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有较深刻的认识。早在20～30年代，石桥已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意识在觉醒，他曾撰文指出：“我国国民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第一要件，就是正视支那要求建立统一国家的要求。”①主张“我国应尽快承认彼之要求，不是在嘴上讲友善，而是实际上支援彼之志向。”②还指出：“放弃满洲，放弃山东，放弃对中国的一切压迫”，“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道路。”③石桥认为如果日本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压迫，势必会引起中华民族的反抗，并将同欧美列强发生对立。结果，将孤立于世界，就象俄国失去满洲，德国失去青岛一样，说不定在什么时候日本也失去一切。他指出：“这对我国国民来说是巨大的损失。因为邻邦中国尽快富强起来是促进我国富强起来的因素”。④石桥对中国所处的被侵略被欺侮的地位寄于深切的同情。因此，从战前开始，就主张中日“友善”，主张在“门户开放”的前提下中日自由贸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
    日本战败投降后，特别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立即明确表示：愿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周围各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乃至建立外交关系。⑤这种新的变化，以及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惊人的成就，使石桥对新中国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从而使之逐渐走上了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而努力的道路。他积极宣传中日两国实现友好的意义和重要性。1960年8月，石桥撰文指出：“人口占世界1／4的邻近大国，目前正处在以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势头进行建设途中。那种期待中国不久破产，或者等着对手低头的态度，难道是健康的外交吗？”⑥文章批判了敌视中国的政策，希望改善中日关系。1966年，石桥又发表《向佐滕首相进言》的文章，严厉批判佐滕内阁敌视中国的政策，警告一小撮军国主义势力，要求积极改善中日关系。
    其次，石桥具有独到的哲学、经济学思想，这使他能够从实际的经济观点出发去考虑中日关系，从而有利于他的中日两国要实现友好的思想的形成。作为一名资产阶级政治家，石桥信奉实用主义哲学和自由产业主义、工商贸易立国主义经济理论，战前，石桥以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和自由产业主义、工商贸易立国主义经济理论为武器，批判了当时在日本甚嚣尘上的“人口过剩论”、“资源贫乏论”等对外侵略扩张理论。他指出：“从经济上看对支那与西伯利亚的干涉，毫无疑问对我国是非常不利的。支那国民和俄国国民对我国的反感，是我国在这一土地上的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⑦他从现实的立场出发进一步指出：“朝鲜的独立运动、台湾的建立议会运动，中国及西伯利亚地区的抗日运动……决不是凭军队和警察的干涉镇压能压制住的。”⑧因此，他主张“放弃一切”，放弃殖民地“小欲”，同这些地区发展自由贸易往来。战后，石桥从当时的现实出发，主张自由产业主义和工商贸易立国主义。他指出：“菠茨坦公告中宣布联合国允许将来日本参加国际贸易，我们还可以把……劳动力投入到有利于出口产品的生产上，这样可以收国际分工之利……”⑨。从这种理论出发，石桥看到了发展中日贸易，改善中日关系，实现中日友好的必要性。
    再次，石桥一贯坚持“反战和平”的思想，他对倍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掠夺的中国充满了同情，这也对他战后的中日友好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众所周知，石桥是战前不多见的“反战和平论”者。他主张和平、反对战争，这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他曾表示：“余为了日本的真正发展与美国等国一道同日本内部的残暴进行斗争”。⑩1947年11月，日本颁布了战后新宪法。对新宪法石桥表示热烈欢迎，并给予极高的评价。特别是对放弃战争的第九条，他“感到痛快之极，深深满足。”（11）但是，由于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实现其称霸全球的战略，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战略，东西方之间降下了冷战的“铁幕”。石桥极其关注战后世界形势的发展，并为保卫世界和平竭尽心力。他积极支持和主张“为避免世界人民所担心的世界大战必须进一步发展同共产圈的交通贸易”（12）的鸠山一郎上台执政，支持他改善日苏、中日关系。1956年他出任首相时，又把“稳定和扩大经济，为世界和平作贡献和确立独立自主的外交”作为自己的施政纲领。1961年石桥又进一步提出“日中苏美四国和平同盟”的设想，始终把和平问题提到重要的日程上。从以上事实中不难看出：“反战和平”思想对石桥走上中日友好之路的重大影响。
    最后，作为一名进步、开明和“激流勇进”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远见和胆识，也是石桥走上中日友好之路的重要原因。作为一名有远见的政治家，石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总趋势中看到，新中国的崛起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她必将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他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中真切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充分认识到中日两国之间和平友好是实现亚洲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必要保证，石桥批评那些敌视中国的人，极力主张尽快实现中日复交，发展中日关系。1956年6月， 石桥发表《促进中日贸易》的文章，指出中日两国经济交流的悠久历史以及发展这种关系的重要性，主张从促进中日贸易着手恢复中日关系。（13）另外，战后日本所面临的经济危机和所处的国际地位，也使包括石桥在内的日本各界有识之士和务实的人们看到了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重要性。石桥特别对战后形成的日本依附于美国的国际地位和日本政府向美国“一边倒”的外交十分不满。他力主全方位的和平外交，着重提出与中国恢复邦交以及与苏联睦邻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