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从分散的世界到划分地区和整体的世界的进程中，商人的商业活动起了一个物质联结的作用，从古代文明兴起向古典文明的过渡时期，商业活动主要在各自文明中心的内部进行。平原地区人口迅速增长，需要大量原料供应，使内地出现了十分广泛的商业活动。苏美尔人西与小亚细亚。东与波斯，都辟有商路，将木材、金属、宝石源源不断运来，印度河流域的商人来往于哈拉帕各邦之间，埃及沿尼罗河各洲来往着经商的帆船；希腊以克诺索斯为中心向克里特其他地区辐射的商道上，以及与希腊本土之间的海路上，都有过往的商人；中国商朝同北部和中部的地区之间，同北部和西部的草原之间也都有商业联系，各文明中心之间的商业贸易活动这时虽早已出现，但规模不大，范围很小，而且掠夺仍是贸易的补充手段，具有某种军事商业远征的性质。苏美尔商人从海路到达埃及、印度；中国与印度商人取道陆路往来经商；埃及商人大胆地顺着红海航行到东非，沿着地中海岸航行至黎巴嫩；克里特岛商人则自由往来于地中海两端，把埃及的艺术品输入到克里特，把克里特的手工业品运到埃及，古典时代东西方经济的接触达到了高潮。地处地中海东部狭窄的海岸平原的腓尼基商人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不仅来到了爱琴海，而且进入了地中海西部，并在非洲西北岸、西班牙南岸、西西里岛、马耳他岛等地建立起商业据点。他们还大胆地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远航至英格兰，向太平洋挺进。希腊人与腓尼基人相互竞争，来到地中海东岸的小亚细亚，并建立了商业据点。波斯商人步希腊人后尘，经营了从尼罗河到印度河流域的商业；随着波斯人对航路的开辟，希腊、腓尼基、阿拉伯和印度的商人、水手也川流不息地来往于印度洋、波斯湾、埃及以及地中海的诸多港口，这种情况延至希腊化时期，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从印度港口启航，紧靠海岸线西航，到阿拉伯半岛，然后西绕半岛，抵达亚丁，与希腊和埃及商人相遇，相互交换货物。希腊、埃及商人将东方货物经由红海沿岸各港口运往亚历山大港。罗马商人于公元1世纪与东方的贸易也有了迅速发展，他们不仅巡游经商，而且有些人还永久性地在印度各城市安居下来，他们以随身携带的金币、手工业品换取香料、丝织品。更有一些富于冒险精神的商人东越印度，于2～3世纪到达东南亚，进而与中国取得了直接联系，使处于东、西方的两大帝国--罗马与汉帝国有了接触。西方对于中国丝织品的需求加速了陆路上的商业往来，著名的“丝绸之路”来往着运送货物的商队。它的主线自中国西北的长安开始，向西经河西走廊至塔里木盆地，然后沿北、南两道，绕过盆地，西逾帕米尔高原，穿过撒马尔罕和梅尔夫，再绕过里海南端至塞流西亚（今伊拉克境内），由此继续向西，至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的罗马边境。这条“丝绸之路”使中国生产的丝织品经商人之手源源不断输往欧洲，而西方的黄金却大量东流。公元7世纪阿拉伯的兴起，给这条丝绸之路以致命的打击，陆路上的商业被最后阻截，贸易转移到海上，阿拉伯商人和水手控制了海上贸易。古典时代的贸易范围和贸易量都比古代文明时期有了质的提高，其范围不再局限于单个地区，而是随着货物经由海陆两路从欧亚大陆的一端运送到另一端而愈来愈成为跨地区性的，使以此经济为组成部分的欧亚核心区的文化也出现了地区性，印度文化移植到东南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印度商人；希腊文化传播于东方，主要靠追随亚历山大军队东进的希腊商人；印度佛教传布于中国的过程可以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了解到；而中国汉朝最著名的佛教中心洛阳城之所以闻名天下，则靠的是聚居于中国的“来自西域的蛮族商人”①。古典时代欧亚大陆的商业贸易由于东西两大帝国的昌盛而出现了全面发展，相反，这些帝国的崩溃，则削弱了这种贸易。但是阿拉伯伊斯兰教帝国和蒙古帝国的出现，又使这一贸易兴起，而且达到了新的高度。穆斯林商人进一步发展了欧亚大陆的海上贸易，他们渡过阿拉伯海，在印度西南部沿海地区和马来亚、苏门达腊经商。还有一部分商人穿过马六甲海峡抵达中国广州。这些商人在印度、锡兰、中国定居，其后裔曾参与了所在国的朝政，蒙古帝国的兴起，使欧亚大陆上贸易自丝绸之路被阻隔后再度中兴，它向欧洲商人打开了东方的大门，开阔了欧洲人的视野。这些商人沿欧亚大陆的商路经商，最先来到了中国。他们的经商和旅行告诉了西方人，在远东有个人口众多、财富和文明程度都超过了欧洲的大帝国。同时，他们的活动也使东方开始了解西方。正是这些商人的宣传，刺激了欧洲人到东方寻找黄金，以满足在与东方贸易中的黄金不足。随着蒙古帝国的全面崩溃，再次导致了欧亚大陆间的贸易瓦解，切断了欧洲的商路，为了避开阿拉伯和威尼斯商人在红海、地中海的中间盘剥，欧洲人开始寻找一条新的航路，结果达伽马开辟了一条环绕非洲的划时代的航线。古代世界富于冒险精神的商人的活动，将基本是各自独立的文明国家的地理间隔缩小了，将地区间互相接触的通道打开了，从而促进了各地区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了解和交融，客观上为世界整体的形成注入了添加剂。
    古代的一些部落宗教大多没有作为世界宗教延续下来，但它们在礼仪习惯等方面却影响了代替他们的宗教。正是世界性的宗教的形成，把原来宗教结合了起来。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世界上三大宗教的出现，使人与人之间破天荒第一次产生一种超越种族、语言、政治诸因素的信仰关系，人们不分语言、籍贯，不分地域和国籍，开始按信仰结集。三大宗教无论在古典时代还是中世纪以至今天都对欧亚核心区及世界各地产生着重大影响，成为欧亚世界一种强有力的统一纽带。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3世纪流行于锡兰和印度西北部的边远地区。公元前1 世纪随丝绸之路传入中亚和中国，传入中国之初为小乘佛教，公元5世纪大乘教取而代之，广布于中国，它在中国与本土信仰--儒教和道教鼎足而立。公元4世纪佛教传入朝鲜，与其本土的种种崇拜和儒教相互影响。公元6世纪传入日本， 佛教与其固有宗教--神道教相互抗衡。以后佛教传入西藏、蒙古。虽然佛教在极盛时期以后相对衰弱了，但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初期仍是亚洲居支配地位的宗教，尤其是大乘佛教，在包容一切这一意义上说，它兼容并包了更多的外道思想，采用了一些较易领会、奉行的训条，不拜偶像，不举行仪式，甚或只要表示信仰的动作，灵魂便可得救，在道德要求方面只需善好布施。这一切使它传播更为迅速，最后它流行于仅仅不包括西伯利亚和中东的亚洲大陆。它在亚洲的确起了伟大的文化联结的作用，它带给许多民族的不仅仅是宗教信仰和一套道德标准，而且还有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在文学体系、艺术造型、建筑式样等方面的一系列特征。这些文化又随传教士在传布佛教时传到大陆各地，导致了中印半岛上的一种多少类似于文化共生的现象，从而使整个大陆的文化一体化达到空前的程度。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开始时，它基本上是社会低层贫穷人们的宗教，因而遭到官方的迫害。尽管如此，由于它着重于灵魂的得救，允诺来世获得永恒的幸福，强调很高的道德准则，加之一套有效的教会组织，使之能对教徒的日常生活施加有力的影响。这一切在当时社会动荡，道德混乱，人民生活普遍恶化，不满与绝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它似乎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安慰、指导，带来了人们一线得以解脱的希望。因此，基督教于2世纪后， 随着宗教成分和教义的变化，终于被罗马帝国接受为国教。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基督教由传教士在公元600～800年间传布到英格兰和日耳曼诸民族中，800～1100 年间又传布到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诸民族中，以后随欧洲的扩张，又由传教士和移民传布到世界各地，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基督教传教士带给日耳曼和斯拉夫诸民族的除了基督教教义以外，还有罗马文化和拜占廷文化，因而使欧洲分散的各国有了政治和文化上的趋同，形成对世界文化颇具影响的基督教文化圈。公元7世纪出现的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半岛向外广泛传播。第一阶段从632年到750年，从中东地区西传到比利牛斯山脉，东传于中亚地区；第二阶段从1000年到1500年，传入印度、东南亚和非洲，使印度洋沿岸变成了穆斯林世界。阿拉伯语逐渐代替古希腊语、拉丁语和科普特语、阿拉米语，成为穆斯林世界盛行的共同语言。这一共同语言把不同肤色的苏丹人、闪米特人、黎巴嫩人、埃及人的感情联系在一起。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的体系以及生活的总方式。因此伊斯兰教文明在几个世纪的征服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一种不仅带有基督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和阿拉伯宗教成分，而且还带有希腊一罗马、波斯一美索不达米亚的行政、文化和科学各成分的综合体，它不是古代文化的简单拚凑，而是原有各种文明的新综合。它有着比基督教更为有力的纽带作用，把哈里发统治下的各不同民族连在了一起，在欧亚大陆及非洲的广大地区内形成了独特的伊斯兰教文化圈。它的兴起对世界的力量对比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以后的100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曾被称为“伊斯兰的时代”①，它的影响至今犹在。
    收稿日期：1991年4月12日注释：
    ①余英希：《中国汉朝的贸易和扩张》第214页。
    ②［日］谢世辉著：《世界历史的变革》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