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者的问题是，技术不是单个地分散地存在，它是在具有一定的体系的基础上，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应该作为“历史的结构”来对待。特定的生产关系是分别由一定的生产技术来维持的。由于贸易而产生的人与社会的关系，闲暇生活中的人与社会的关系，政治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作为社会史研究对象的人际关系，都是由特有的技术来维持的。当然，这里指的不只是工程学上的技术，而是泛指从统治和经营的技术到娱乐和日常生活的技巧。
    本卷从上述观点出发，在技术如何改变社会结构问题上，一面注意管理、控制该技术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一面探讨生产、流通、生活等的局面。本卷首先探讨的是，特定的技术何以在该社会中成功和普及？这种成功和普及使该地区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及生活方式发生何种变化，它们对后世的历史发展有何种影响等。其次是，由特定技术体系维持的地区，其社会一文化结构，在包含强有力的走向“一体化”契机的近代世界中，具有何种意义？
    维持现代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条件之一，如果在于广义的技术差距，那么，技术转变与技术转移如何，就与理解包括未来史在内的历史之根本密切相关。本卷就亚、欧两地，考虑了历史上何种做法才使技术转变与技术转移成为可能，即技术转变、技术转移的社会条件是什么？反过来说，特定的历史的社会结构，为了装备新技术体系，在何等程度上允许自己改变面貌呢？在欧洲，由原始工业化模式的劳动集约型技术体系向带有劳动节约性质的工业化的技术体系转变，有什么成功的契机呢？就模式本身而论能说明这种变化吗？
    对技术及技术集团的管理，对国家权力来说是个重要问题。西欧的技术管理方式，象征性地表明了权力的性质。本卷以英国为对象阐明这一点，并就此同伊斯兰地区进行对比。
    本卷考察的主要问题是，在欧洲，习惯性极强的英国，近代技术何以能发生、发展？在东西技术交流中起了绝大作用但未达到决定性的技术体系革新的伊斯兰地区，在用权力管理技术当中有什么特征？它与伊斯兰的统治形态是如何结成一体的？本卷还以帝国统治中的技术问题为例，列举种植园网状栽培的技术开发及其转移，不仅考察了权力管理技术方面，也考察了接受转移技术方面社会结构的变化——种植园化等。
    面对以西欧近代型技术发展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危机，能否有与之不同的接受技术的方法与看法呢？本卷从这一课题出发，提出中国人的技术观。特别是在遭受以近代技术为背景的西欧势力的压力时，他们的技术观发生了何种变化？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这套丛书在理论和方法上，明显具有“新史学”的特征，并富有日本文化的色彩。
    作为西方历史科学一部分的“新史学”，二战后兴起于法国，并确立了其对传统史学的优势。“新史学”方法，较之传统史学方法，其进步之处在于：它不仅有助于历史科学对象的扩大，而且有助于透视历史现实中纵向的和相互联系的各层次的变动情况；不仅有助于再现社会上层人士生活中所处的各种各样的历史条件，而且有助于更深刻地再现最广大群众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生活、劳动和思想趋向的条件。
    本丛书不仅具有“新史学”的上述特征，而且因其摈弃“欧洲中心论”，突出“日本人独特的世界史观”，重视今日的发展中地区在世界史中的地位，而使“新史学”增添了新意——注入了日本文化的特质。因此，这是一套别具一格的、引人注目的史书。
    但是，本丛书也具有“新史学”的另一种特征，即它同许多学科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本身耕作的“田地”繁杂不纯，从其研究的“境域”和对象上，看不到清晰的、系统的轮廓，它同其他学科的界限也模糊不清。这显然是史学的重要问题，究竟如何对待，有待于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