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司法制度的重大变化也是影响联邦与各省关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1949年加拿大最高法院成为最高上诉法院。在此以前，各省最高法院的上诉案件直接由英帝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作出裁决。枢密院在联邦权和省权发生抵触而作出判决时，往往强调“省权至上”，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自治领域的权力。1949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根据《英属北美法案》第96条的规定，加拿大最高和各省最高法院的法官由联邦政府任命。这意味着联邦政府有可能通过任命一些“亲联邦”的法官来加强自身的权力。著名政治学家彼得·罗塞尔对此作了如下评论：“相对而言，加拿大的司法制度最具单一制性质而最少联邦性质的。”（14）不过，这一时期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司法裁决对联邦制的运用并未产生决定性影响，因为联邦和各省在解决双方矛盾时更多的是通过两级政府有关官员之间的谈判协商。这一方式被称为合作联邦主义。合作联邦主义的形成与有条件资助计划和分摊项目的设立密不可分，它是“建立在妥协、灵活性和实用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15）因此，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联邦与各省关系是比较和谐的。
    联邦制的危机
    本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魁北克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西部地方主义的抬头，加拿大政治体制中的离心力量日益增强，联邦内部原有的和谐结构逐渐被打破，从而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呈现紧张状态。
    首先，魁北克民族主义的崛起，构成了对加拿大联邦制的严重挑战。（16）1960年，莱萨奇领导的自由党开始在魁北克执政。在“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的口号下，自由党政府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被称为“平静的革命”。在省与联邦的关系上，自由党政府奉行魁北克自治的主张，反对联邦政府的集权化政策，竭力维护法裔的传统权力和独特文化。1970年10月，分离主义组织“魁北克解放阵线”的成员绑架了英国贸易专员和魁北克劳工部长，引起“十月危机”，促使联邦政府宣布实施《战争措施法案》。1976年11月，主张魁北克独立的魁北克人党在省议会大选中获胜，从而成为执政党，统一的加拿大由此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威胁。
    其次，50、60年代西部省对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使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加拿大的经济和人口逐渐西移，西部省与联邦和其他省的矛盾也随之加剧。特别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加拿大政府为稳定国内油价，缓和中、东部各省的经济困难，决定对西部省所产石油的价格实行双轨制，即出口石油与国际油价挂钩，国内油价低于国际油价。这使国际油价上涨后，西部产油省的收入未能实现同步增长，引起了这些省的强烈反对，地方主义势力迅速崛起。不仅如此，西部省对联邦政府有关“均衡化款项”政策也表示不满。据1982-1983年财政年度的统计，西部4省所获得的联邦转让平均只占各省财政收入的16.5%，而大西洋4省平均占46.1%。（17）可以看出，大西洋4省在财政上更多地依赖联邦政府。西部省认为本省的财源很大一部份流入这些穷省，因此强烈要求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制度。
    面对国内所面临的一系列复杂问题，联邦总理和各省总理从1963年起每年召开联邦--省会议。各方平起平坐，共同商讨对策，迄今已成惯例。这种联邦和各省行政首脑通过平等谈判解决双方矛盾的方式，被称为“行政联邦主义”（executive federalism）（18）。行政联邦主义为打破联邦和各省由于某些重大问题的争论和分歧所陷入的僵局提供了重要的渠道，同时提高了各省总理作为地方利益代言人的地位。事实上，“由于渥太华缺乏有效的地域性声音，各省总理不仅在本省事务中，而且在联邦事务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联邦--省会议讨论的问题十分广泛，但核心问题只有两个：一是财政问题，二是修宪问题。
    随着60、70年代加拿大社会福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联邦和各省的公共开支激剧增加，财政赤字日益庞大。这是财政问题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财政问题与两级政府的权力分配有密切联系。一方面，社会福利项目属于各省权力的管辖范围，但各省缺乏足以履行自己职责的财力。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利用其控制的大部分重要财源（主要在税收方面），逐步介入本属于各省权力范围的社会福利领域。这样就产生了权限和财源的分离和矛盾的现象。要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重新调整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在1964年的联邦-省会议上，皮尔逊总理建议各省可根据自愿原则，承担现行分摊项目中的全部财政责任，同时各省通过增收直接税，以取得与原先联邦政府支付的费用相等的款额作为补偿。魁北克省据此取得了同量的税收，并退出现行的大部分分摊项目。1977年，加拿大议会通过了《1977年财政安排法案》。该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在税收领域将给各省更多的转让，并保证资助主要的社会福利项目。但联邦政府的资助金将与加拿大的经济增长率挂钩，这是联邦政府财政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因为在此以前，联邦的资助金是与各省的总开支直接挂钩的。由于现金和税收转让的增多，各省的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因此在社会福利项目的管理上获得了更多的支配权，而联邦在此领域所拥有的指导和监督权力则激剧减弱。从1959年到1979年，联邦政府在全部政府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从58%下降到46%，省和地方政府所占比例相应地从42%上升54%。（20）如果将政府间转让的资金计算在内，那么联邦份额的减少就显得更加明显。
    《1977年财政安排法案》于1982年失效，此后联邦便宣布：从1982年至1987年的5年内，联邦政府将削减向各省的转让款项，同时提议修改“29点均衡化方案”，拟将部分项目的费用转嫁给富省。结果遭到了各省，尤其是西部各省的强烈反对，联邦政府则寸步不让，决定单方面行动，最后提议议会通过了有关法案。特鲁多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一番讲话生动地表达了联邦政府的意图：“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合作共建一个强大的加拿大。我已从幻想中醒悟了。旧式的联邦制--即我们掏钱给各省的，各省因没有得到足够的钱反而倒打我一耙，然后他们一走了之，并大方花钱，却说，‘这钱当然是来自我们的’。--这一类型的联邦制已告终结。”（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