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初到1955年4月末，围绕台湾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盘踞的中国大陆沿海的几个小岛问题，美国陷入了一场与中国的痛苦对抗。这场危机是艾森豪威尔在其两届总统任期内最具威胁性、最难以应付的问题之一，直到艾森豪威尔响应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提出的与中国直接对话的建议后，这场长达8个月之久的危机方告结束。
    有关这段时期政府和国会关系的研究，经常把这段插曲视为冷战初期两党合作，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国会尊从政府意见的一个成功的范例。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1955年1月28日国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台湾问题决议案》上面， 该议案授以总统前所未有的在台湾海峡使用美国军队的权力。
    但是，对于决议案的起源、目的及该决议案通过时它与政府其他行动的关系，尚未做出全面的分析。对于整个危机期间政府与国会的关系，也缺乏令人满意的分析。这种分析应侧重于在危机四伏、争论不休的对外政策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是怎样处理与国会关系的。这种分析也应评价总统在对外政策上拥有绝对发言权的越战前夕，在国际事务潜在热点问题上，国会对制定对外政策有何影响。
    深入的分析研究表明，危机期间政府与国会的关系远比《台湾问题决议案》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所显示的要复杂。国会的观点--无论是实际上的，还是期望中的--在整个危机期间都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并且在几个紧要关头，促使双方取得一种温和、克制的平衡。
    艾森豪威尔一入主白宫就讨好国会。作为最高行政首脑，他的“幕后操纵”领导方式以及形式主义式的决策方式，都反映了他注重与国会保持良好的关系；而这二种方式又为维持与议员间富有成效的亲密关系，提供了政治上的策略和组织上的技巧。在对外事务上，总统努力与国会间建立一种协商的、维护两党一致的关系，但同时警觉地捍卫着总统的权力和行动自由，反对他所认为的象《布里克修正案》（Bricker Amendment）这样的国会对总统权力无端的侵犯。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就决定重修两党关系，恢复他所谓的行政机关和国会关于对外事务上的适当的国会内部的平衡。他和杜勒斯把两党的支持看作是赢得国内舆论对对外政策支持、在朋友和敌人面前保持团结、以及一旦政策失利防止国会攻击的一种手段。他俩都力图避免那种损害了杜鲁门政府的党争和在对外事务中关于总统权力的争论。他们深知，正是他们自己党内的那些奉行国家主义的右翼人士破坏了两党之间的关系，并抗议杜鲁门执政时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力。
    台海危机是对艾森豪威尔及杜勒斯能力的考验，看他们在与国会保持协商、两党一致的关系、控制共和党右翼人士以及尊重他们认为的国会对行政权力合法约束的同时，能否坚持他们自己的在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上的观点。由于涉及到对华政策这个在杜鲁门时期使两党关系陷入僵局的问题，以及美国可能单方面武装介入亚洲的问题（这个问题在1954年春季的奠边府危机时，已被与艾森豪威尔协商的国会领袖所拒绝），这种考验显得尤为重要。更为麻烦的是，政府拒绝公布它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意图及它准备采取的“战争边缘”政策，包括对中国进行一次核警告。
    一、危机爆发1954年9月3日，中共开始炮击金门。这场炮击标志着华盛顿与北京间围绕着金门、马祖、大陈及其附属岛屿，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对抗。
    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台湾和澎湖列岛是美国西太平洋安全链中重要的一环，因此给予蒋介石以慷慨的外交、经济、军事援助。美国政府鼓励且帮助国民党防御这些岛屿，但如同杜鲁门政府一样，并没有明确地把这些岛屿置于保护台、澎的第7舰队的屏障之下。美国军事力量应否被用来保护这些岛屿，用杜勒斯9月17 日在丹佛召开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国安会）特别会议上所说的话来形容，成了一个“可怕的两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