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作家反对封建教会的禁欲主义、蒙昧主义、等级偏见，要求个性解放，歌颂自由、平等、友谊、爱情、德行等，这一切，过去有些人认为都是以个人情欲作为出发点的，是排斥理性，张扬感情的表现。其实，人文主义作家们的上述要求和愿望都是源于文化科学知识基础的切身感受，都是为理性所认可、所制约的符合人类的自然性要求的。正因为如此，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家们笔下人物的理性与感情大都和谐。古典主义继承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立足于理性基础上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任务，在个人与社会、个人感情与公民职责的冲突中，颂扬理性的强大威力。让个人感情服从理性，个人要求服从公民义务的思想几乎贯串所有古典主义的作品之中。《熙德》、《安德洛玛刻》、《唐璜》、《伪君子》等，有的在感情与义务的正面冲突中突出了人在理性支配下的意志和精神的力量；有的揭露了非理性的盲目信仰对正常理性和人性的摧残与破坏；还有的通过贵族人物在追求满足超理性的疯狂情欲过程中暴露出封建贵族的道德沦丧的恶德败行。这一切，都可以充分展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和古典主义文学尊崇理性的连续性与继承性。但我以为更有必要明确的是古典主义文学对人文主义文学作出的特有超越。
    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时期所张扬的独立、自由、科学、民主和享乐尘世幸福等思潮，曾经把人们从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沉睡中唤醒，用个性解放挣脱种种非人道的束缚，造就了一个活跃的变革时代。但是，由于人文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个人主义这一根本缺陷，所以随着个性解放要求的发展，人们遵循着“最愉快的生活就是毫无节制的生活”（爱拉斯谟语）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拉伯雷语）的信条生活，及至文艺复兴后期，面对封建天主教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一些人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混乱与危机，滑进了极端利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泥潭。他们为了官能欲望的满足，贪得无厌，为所欲为，以致形成为一种触目惊心的社会破坏力量，制造一桩桩血与泪的悲剧。这种严重的社会现象，有些清醒的人文主义作家，当时即已有所认识，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反映出来。象莎士比亚笔下的埃古、爱特门，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李尔王的大、二女儿和她们的丈夫，也是一丘之貉。他们把个性解放变成为贪得无厌的剥夺，把一己的利益凌驾于社会责任和道义之上，把人间当成追名逐利的屠场。面对这种现实，古典主义的重要功绩之一，就是把这种肆无忌惮的极端利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导入社会整体的约束之中，用公民的义务和社会责任感，将人们过分的独立、自由、平等的言行加以控制。古典主义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这一超越，在需要巩固中央集权的历史年代，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不过，随着王权的社会作用的变化，同时古典主义对个性的约束终究不失为一种限制，所以当历史进入18世纪，启蒙运动应运而生。它对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的传统进行了清醒的筛选：一方面，吸收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家们对传统和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意识；另一方面，又将个性解放赋予新的意蕴，将它与改造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事业结合起来，将一己的小我汇入人类的大我之中。如笛福的《鲁滨逊飘游记》就侧重把个性解放导入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斗争中；歌德的《浮士德》则改造自然和社会同时并举，将沧海变为桑田，在一片荒凉的海滩之上，建造出一个“在自由的土地上居住着自由的国民”的全新社会。这就是启蒙主义对于传统的扬弃。
    最后，古典主义的兴起，还和当时的社会矛盾所引发的文学艺术领域的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在法国，古典主义面对的是巴罗克文学和市民写实文学两个尖锐对立的文学流派。对于前者，无论内容和形式，它们的对立是明显的；而和后者，某些方面也处于矛盾之中。这就是说，古典主义面临的是两线作战的局面。
    巴罗克文学，在法国被称之为贵族沙龙文学，或称矫揉造作派文学。它是封建制度发生危机时期的产物，反映的是没落封建贵族的思想情绪。它后来成为人们口中所说的脱离生活的形式主义和夸饰风格的代名词。这种文学，其主要内容是对于宗教狂热的张扬和对人生的无奈与藐视；在艺术上故弄玄虚，追求新奇惊险，极度夸张，用比喻、代用语和雕琢、夸饰、晦涩的词藻，堆砌成“高雅”的风格。它起始于意大利和西班牙，流传至英、德不少国家，在法国贵族社会也曾成为一时的风尚。
    巴罗克文学流行于法国，有其特殊的土壤气候条件。16世纪末，17世纪初，法国经历了三十年宗教战争之后，封建割据的贵族势力一蹶不振，经济上亦处于财源枯绝之境，于是他们不得不离弃世袭的庄园，麇集国王的周围，一变而为宫廷贵族。其实，他们还尚未从悠悠的庄园清梦中彻底清醒过来，张着惺忪的睡眼一时尚难完全适应宫廷生活，所以成天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因而急需一种文学式样来表达百无聊赖的心态，填补心灵的空虚。于是那种渗透了没落贵族阶级的颓废、悲观情绪的早已流行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巴罗克文学，正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因而造就了法国的贵族沙龙文学。同时由于法国的特殊的条件，巴罗克文学原本就有的脱离生活和追求形式主义的倾向，被推展至极端，尤其是在语言方面的矫揉造作之风简直发展到了十分可笑的地步。如把跳舞，说成“赋予我们脚步以灵魂”，“镜子”称为“风韵的顾问”，“狗”是“忠诚可敬的帮手”，“眼睛”是“灵魂的镜子”，“喝水”是“一次内部的洗浴”等。象“这是一个农民”这样一句简白的话，在宫廷贵族的口里，就变成了“这是身世微贱的一个万物之灵，他用雄壮的劳动战胜了逆境”。这些话简直成了只能为少数人听得懂的“行话”，严重地破坏了民族语言的纯净，阻碍着民族语言的形成。将古典主义和巴罗克文学两相对照，它们之间的对立是颇为鲜明的。古典主义褒扬王权的特点，唯理论倾向以及种种创作规范的形成，都和这种对立斗争，有着内在联系。
    这时期的市民写实文学反映的是资产阶级下层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它是人文主义文学民主主义传统的直接继承者。针对贵族沙龙文学颓废的思想情绪和脱离现实的矫揉造作，它提出遵循“忠诚”与“自然”，同时要求摆脱王权的控制，主张个性自由发展，作家不受任何限制地进行创作活动：诗体完全自由化，体裁没有高低尊卑等级之分，喜剧和悲剧的因素应该象生活本身一样混同一起，语言上更不应有高雅与俚俗之别，特别是“三一律”，那更不啻为一把利剪，剪去了作家想像的翅膀。由此看来，在反对贵族沙龙文学的斗争中，古典主义和市民写实文学之间，既有一致之处，又有拒绝控制和反规范化的矛盾。把这些相同和迥异之处加以比照，就可以看出它们对于欧洲文学艺术的发展既有贡献，也有各自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