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罗马农民及由农民组成的公民兵，在用自己的血汗造就了罗马霸国的同时，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自身利益损伤的社会条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25）造成罗马意大利农民经济衰败的主要原因是：1、从军征战使小农长期与自己的土地分离。造成如下后果：大批农民死伤于疆场，如公元前217年特拉西米诺湖战役，罗马4个军团几乎全军覆灭。公元前216年坎尼之役，有5万4千多人被歼，1万8千人被俘。所遗家小因无力经营份地，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迫将土地转让，出卖或遭贵族、商人的趁机掠夺。汉尼拔出兵意大利，使其城乡遭到反复的蹂躏和洗劫，给罗马意大利带来巨大的灾难，使罗马减少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荒芜了80万公顷的土地。许多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无家可归。2、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农经济的破产。“货币把罗马人从稳固的基础上漂浮了起来，人人都在抓钱，人都在发财致富”。（26）琉善在《冥间对话》中说：“富人的眼睛只盯着黄金，他们由于生活奢侈，有如发了霉的口袋已经磨朽了，装不进智慧、坦率和忠诚。”他们为富不仁，致使本小利微的小农经济，在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双重压迫下，步履维艰，很难生存下去。纯朴农民的发财的希望被失望代替了。当时的情况正如波里比阿所指出的：“没有一个人不曾把自己资本投入这些包税买卖而从中取得利润。有时一部人直接从监察官承领包税，另一部人则与之合伙，而第三部分人为包税人担保，最后，第四部分人则把自己资本通过大企业家之手而投入公有企业之中”。（27）整个社会席卷“发财”之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人的个人的献身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3、贵族、商人的趁机掠夺，使广大小农陷入了穷困的地步。从公元前三世纪起，罗马富贵之人对大农场式的农业日益感兴趣。他们不仅强占公有地，而且还兼并小农场地，致使一些农民被赶出土地，变成了仅有公民权的穷光蛋。而富人有了钱就不再束缚在土地、房屋和牛羊群上。他们能以前所未闻的自由去改变他们占有有物的性质和地点。在公元前第三和第二世纪时，这种财富的解放和脱去束缚开始影响到罗马和希腊化世界的一般经济生活。人们开始购买土地和类似的东西，并不是为了使用，而是再出卖以获利……”。（28）“他们欲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暴力威胁诡计诱骗以及具有绝对犯罪性质的欺哄敲诈，他们都无所不为”。（29）4、元老贵族耽于淫乐，陶醉于表面的繁荣，无视农民的困苦。“在迦太基毁灭后的一个世纪里，整个意大利，整个帝国正为烦闷，焦虑和不满而苦恼；少数人资财日富，而大数人民却发现他们陷入了一个物价不稳，市场波动，债台高筑的莫明其妙的罗网中；然而又毫无办法去诉说和清算这普遍的不满。元老贵族对此置若罔闻，“只有当他们受到严重威胁时，处于统治地位的集团或宛派才会停止那些野蛮的政策，关心公共利益”。（31）这就加速了农民失地的过程，也促成了农民运动的波澜起伏。
    小农经济的破产，使小农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变化。首先，失地农民穷苦无告，一部分仍留在农村，但已由土地的所有者变成了佃耕者；或变成农忙季节性的土地所有主的雇佣农业临时工作者。大部分则为寻找工作和生活资料而盲目地涌入城市，由于罗马城工商业不发达，所能找到工作的破产，农民十分微弱“大多数找不到经常的和固定的职业，过着氓流、乞丐和求食者的生活。（32）为了生存，他们不惜出卖人格，出卖公民权，出卖灵魂。权贵势力足以从“他们中间可以募到任何数量的假证人，伪检举者，以及准备替每一个付以代价者代为拳击或刀杀其敌人的刺客。失败的演员可以从他们中间雇到一帮的‘喝采者’，公职选举的候选人可以在这里买到他们所需要的票数，富人以他们之中募到大批作为侍从的被保护人”。（33）长期的生活绝望和半饥半饱的偷闲生活，不仅破产流入城市的农民失去了一切生产劳动技能和积极性，而且也磨灭了他们劳动的意识，成为靠社会养活的社会渣滓，马克思所称之为“情民”。他们不满社会，仇恨富人，成为社会不安定的一支社会力量。其原有的爱国主义精神被愤懑情绪所代替，一腔报效祖国的政治热情冷却为对当局不信任。当罗马贵族遭受西西里奴隶起义打击时，包括他们在内“普通人民不但不对富人表示同情，而且反而高兴”，就是最好的说明。第二，小农经济破产，瓦解了作为城邦经济的基础。正如普林尼所说的：“拉提芬丁断送了意大利”。这话虽有些夸大，但也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农民破产在意大利虽不是普遍现象，但在意大利的南部、中部确实如此，只有北部都还保有小农占优势的经济形式。小农经济被奴隶制大地产所代替，使小农成了无家可归的游民无产者失业大军。由于他们保有罗马公权，故政府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免费粮食供养他们。从而，增加了国家经济负担。第三，小农破产，导致公民兵制没落，国家兵源的匮乏。为了解决兵源问题，使罗马不得不采取了雇佣兵制。而雇佣兵只为金钱而作战，谁给他钱多，他就为谁服务，这不但助长了军队与罗马国家分离的倾向，而且也为将可私兵制造了条件。正如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提出的“老实讲，罗马的士兵本就不懂得自己应属于一个什么派别。他们不是为了某一件事情作战，他们是为了某一个人作战的。他们只知道自己的领袖既然不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于是士兵们便投到另一面去”。事实也是如此，自马略军事改革之后，苏拉以及“三头人物”无借助兵权，在保卫共和国的幌子下，谋求实现个的政治独裁。从而一步一步地埋葬了共和国体制。
    三
    罗马意大利公民经济地位的变化，带来了政治态度、生活方式等一系列变化。由国家主人变成了社会的渣滓，对罗马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后世也有重大借鉴意义。
    其一，从罗马社会发展来看，与老的小农经济必然会被商品货币经济所代替。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罗马统治集团只重眼前利益，忽略了国家长远的根本利益，对农民经济地位的变化采取了听其自然的办法，既不扼止土地兼并和社会贫富分化，也不引导农民适应新的形势，而是只顾发财，追求享乐，表现出政治上的短见。
    其二，小农经济被奴隶制大田庄所代替，这也是罗马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就如何解决破产农民生活出路问题，罗马统治集团却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他们由于对破产农民的社会后果估计不足，企图通过发放免费救济粮的办法来解决破产农民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导致矛盾仍旧，社会问题依然。
    其三，小农生产主导地位被奴隶劳动所代替，这是罗马奴隶制迅速发展的必然后果。但关键问题是，小农被排挤出农业生产领域之后，应积极创造并提供给小农应有的产业，使小农有业可为，在逐渐适应新工作中消除失地的内心痛苦，从失地打击中恢复过来。但在这方面，罗马统治集团却完全忽略了，致使失地破产农民从消极走向消极。
    罗马是一个农业国，其解决农民问题的经验教训应引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