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史学界的这种新趋势是符合时代要求的。研究世界现代史确实有重大的意义。第一，在世界一体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要立足世界，都不能闭关自守，都必须了解世界，即要了解世界的今天，也要了解世界的过去，特别是距今天最近的20世纪的历史，即世界现代史。在这样一个各国息息相关的时代，中国当然不能再走闭关自守的老路。在这一点上，我们老祖宗是吃过苦头的。面向世界的中国，在同外国交往时，在向外国借鉴时，必须知己知彼，才能做到“洋为中用”。例如，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只停留于了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现状，还必须深入了解它们现代化的全部历史，研究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有必要研究当年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不能因为苏联今天解体了，就说它没有成功的地方。当然，它的解体，说明有很大的失误。对于这些失误，我们应当怎样避免？这些都需要研究世界现代史。第二、研究世界现代史，为研究世界近代史，世界古代史提供了一把钥匙。马克思有一段名言是大家所熟悉的。他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④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洛赫也说，“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有关当今的知识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帮助我们了解过去。”⑤今天，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人类前途丧失了信心。但是，我们如果通过现在对人类的过去有一个贯串古今的了解，就会发现：无论如何，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从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的整体，从原始社会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人类毕竟是在前进的，虽然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有时看来似乎是停顿的、甚至是倒退的。研究历史，可以增强人们对世界前景的信心。
    张宏毅：许多人都不愿意研究现代史，对世界现代史尤其怕，觉得困难太多。您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的？
    齐先生：研究现代史，包括世界现代史，确实有很多困难，但也有有利条件，看不到有利条件，也是不对的。
    第一，研究世界现代史，有大量的史料可看。过去人们总以为，研究现代史，看不到原始资料，这其实是一种误解。首先，学者今天有档案可以利用。许多国家的档案保密期限都趋向于缩短。英、美、法、加拿大等国的档案，30年后就解密了。此外，还出版了大量的文件汇编以及个人回忆录、日记、书信等等。总之，世界现代史的原始资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多到令史学家望而生畏的地步。仅以同盟国在1945年卤获的德国外交部1880-1936年的档案为例，就有400吨之重！再如，保存在美国弗吉尼亚洲亚历山德里亚的德国国防军以及德国政府其他机关的档案（原件已归还西德，但均已由美方制成缩微胶卷），数量极多，如无指导，根本无法阅读。后来由美国历史协会组织编了一套详细目录《德国档案指南》，单是目录从1958年开始出版到1991年已有84卷问世。所以，面对如此丰富的甚至庞杂的史料，史学家即使选择一个范围相当狭窄的题目，要把有关这个题目的史料看完，也是办不到的。那么，出路何在呢？关键在于史学家应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具有从史料库中选择最有价值部分的能力。
    第二，由于作者与所论述的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涉及国家、民族、阶级、集团或个人的荣辱利害，难以做到公正客观。这是撰写现代史的不利条件。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有优势。现代史的作者对时代精神、对具体事件和人物，能有较深的领会，写出来的东西可能更符合历史真相。许多伟大的历史著作都属于现代史的范畴。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当时的现代史。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洛赫在二次大战爆发后任军事参谋，写了《奇怪的失败》一书，至今被认为对法国的失败做了最令人信服的分析。我国的《春秋》、《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其中一部分写的也是当时的现代史。
    第三，现代史所涉及的事件正在演变，尚未结束，或结束不久，史学距论术的时代太近，因而对一系列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意义都难以做出充分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恩格斯也曾论及这一问题。但是，他又说：“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当前事变的历史”。他以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为例，说明马克思着手写作此书时，也无法避免上述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源泉，但他的“叙述对当时事变的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无人超越的程度。”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其实，研究任何一段历史，都有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历史学家如果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反倒更能写出接近客观实际的历史著作。
    张宏毅：你近年重点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史，请谈谈对这门学科的看法。
    齐先生：现代国际关系史也是一门年青的学科。它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既属于历史学范畴，又属于政治学范畴。是一种交叉学科。毋需赘言，由于今天整个世界已连成一片，研究国际关系史的重要性也就会更显突出。限于当时的条件，我国老一辈学者从世界范围来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很少。多半是从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如王绳祖先生著重研究中英关系；周一良先生著重研究中日关系；季羡林先生著重研究中印关系。从世界范围来研究国际关系是近些年来才开展起来的。跟世界现代史一样，现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条件也越来越好了。今天有关这方面的各国出版的文献资料非常之多。举个例子，英国外交政策文件过去出的是1919-1939年这一套，分一、二、三集。最近英国著名史学家肯尼思·伯恩和D·卡梅伦·瓦特又主持出了一套《英国外交事务文件集》（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它是由英国保存的有关19世纪、20世纪世界历史及国际关系方面最重要的一些原始文件所构成。所以，今天研究国际关系史的条件是非常好的。加之今天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学者们有更多的机会出国实际考察，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总之，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前景是十分美好的。
    当然，现代国际关系史这门学问要把它真正建设好，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因为我们过去写出来的国际关系史实际上都是外交史，只限于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但顾名思义，国际关系史的范围应当比外交史更为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但要把上述几个方面的关系综合起来加以考察，找出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哪怕只是勾画出一个大概的轮廓，都是很困难的事情。举例来说，1925年召开了洛迦诺会议，签订了莱茵保安公约等条约。这件事当时英国、法国、德国的银行、金融界巨头都在背后参与，这就需要深入一步研究。我们今后研究国际关系只注意政治家还不够，还必须注意银行家和财政巨头。现在外国已出了有关英格兰银行总裁诺曼的传记。这些金融界巨头与政治、外交活动究竟是什么关系，从世界范围看，这种研究还刚刚起步。再如，文化交流问题，有时它比某个条约的影响还要深远得多。象中日、中印之间文化交流，佛教传入中国的影响，遣唐使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等。所以，真正的国际关系史一定要打破外交史的框框，要把它的面加以拓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