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西部史学派的崛起
    1993年10月13～16日，美国西部史学会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塔尔萨市召开第33届年会①，参加人数700以上，比上届年会多了三分之一。西部史在经历了战后的低谷期后，重又进入了一个高峰。
    何为“新西部史”（New West History）？按美国著名西部史学家、新西部史学家的代表多纳德·沃斯特教授的说法，则是：“这个新的历史力求把西部搬回到世界共同体中去，不带有精神独具的幻影；并且，它还寻求重新唤起所有那些特纳想要忽略掉的严肃问题。因此，我们开始有一部历史，一部超越白人征服者的传统意识，超越那种小说男女主人公的原始情感需求，超越任何已有的并证明是确有其事和被认为是合理的公共作用的历史。”②
    多纳德·沃斯特的这番话概括了“新”的含义，它的中心意思实际上就是对传统的特纳边疆理论的反叛。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长久以来，在许多美国历史学家看来，特纳的边疆就是西部，边疆史就是西部史。如果特纳的边疆理论出了问题，西部史也就出了毛病，要挽救西部史，就不得不对特纳理论开刀。当然，对特纳进行批判，在二战后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就西部史而言，大约主要是两个方面。
    特纳认为：“迄今美国的历史，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是对大西部的殖民史。”它的特点是“一个自由土地的存在，它的不断地退却，以及美国居民向西的推进，说明了美国的发展。”③而且，他尤其强调“我所研究的西部，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区域”。④因此，西部在特纳眼中，是一个边疆，是一个运动的过程，当欧洲人和美国东部的人来到这里时，便回到了一种原始状态，并从此开始了一个由狩猎到贸易，到农场，再到城市的文明发展过程，一旦城市出现，这个过程也就终止，并从而进入美国的国家历史。所以，当边疆在1890年消失的时候，西部的历史也就终结了。
    特纳的这个理论准确地抓住了19世纪美国发展的特点，指出了西部在美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对美国民主、民族性格上的影响，因此对美国的史学研究，尤其是西部史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成了美国西部史学的理论基础。但是，当他把西部史限定在一定阶段的时候，便扼杀了西部的历史--到了20世纪，西部便不存在了。这是特纳边疆理论的致命弱点。
    特纳边疆理论的另一弱点在于他对边疆的描写。在他的心目中，边疆是一个欧洲移民的西进运动，是白种人发现“自由土地”和“征服蛮荒”的奇迹，因此，是充满了诗意和浪漫的。在他描述的西进过程中，完全是从东部的角度来看西部的，他的“美国化”的过程是白种人，特别是盎格鲁一撒克逊白人的活动；他忽略，或者说是忽视了其他民族，如印第安人、中国人、日本人、墨西哥人在西部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他们与白人在争取生存上所发生的冲突和矛盾。结果，他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白人英雄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赞歌；尽管这种民族主义在强调与欧洲文化的相异上，以及在推进美国文化的独立和摆脱欧洲影响方面，是积极的。
    特纳理论上的弱点在战后即遭到猛烈的攻击，尤其是他的民族主义。美国著名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德说，特纳“不是一个人类舞台的评论家”，他缺乏批评家的“理智情感”，对他所在的社会的各种问题缺乏敏锐的洞察力。而且由于他在人际关系上所持的温和态度和仁慈心肠，使他无法看到西进运动中可耻的一面：狂热的投机生意，猜疑，对大陆的残酷掠夺，傲慢自大的扩张主义，悲惨的印第安人的遭遇，反对墨西哥人和中国人的地方主义，各种粗鲁，甚至几乎是野蛮的行为--在边疆的某些方面，人们已经贬低到这种程度了。⑤沃斯特则认为：“这些事情打动不了特纳的心灵，而且他也不可能真正明白，为什么任何一个人都会想去探究这些问题，或对这些问题感到愤慨。”⑥显然，西部史研究需要另辟蹊径，以便去发现一个新的西部，真正的西部--一个并非是阳光灿烂的西部。
    事实上，早在50-60年代，一些西部史学家，如理查德·霍夫施塔德、亨利·纳什。史密斯（Henry Nead Smith），已经开始通向新方向了。如史密斯在1950年出版了《处女地》（Virgin Land），第一个指出了人们在西部历史上所编造出来的各种神话，人们如何来到西部--一个无与伦比的地方，创造了一个伊甸园，过着宁静、富裕的农村生活。这些神话充满了梦想，充满了诗意，却不曾注意有多少印第安人为此牺牲了生命，也不曾注意在他们的土地上仍有着血迹。而且，在这个地方，也没有东部所遇到的那些问题：贫因、种族和阶级矛盾。史密斯认为，特纳的边疆理论正是从这样一个农业神话中萌发出来的。因此，后来的学者们把史密斯看做第一个西部史的修正派，就某种角度而言，是新西部史的先行者。
    到了60年代，在西部史学家中，西部的概念变得清晰起来，它不再是一个特纳思想中的含糊的边疆概念，⑦而是一个真实的地区，一个从大平原到太平洋海岸的广大区域（也有人认为，是从俄亥俄河或密西根湖开始）。⑧他们已经认识到，实际的西部开发，是与先前想像中的农业神话相矛盾的，而且即使在边疆运动的过程中，这个地区的核心已经由农村转向城市了。一些西部史学家，如厄尔·波米若伊和杰拉德·纳什则发现了20世纪的西部：它未随着边疆的消失而消失，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新阶段--几百万新的移民，不仅从东部，也从南部，从西部海岸，涌向这里；他们的城市，与东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关系……都成了他们主要的研究对象。
    但是，50、60年代的西部史学家们仍然忠实于特纳的精神。他们无论从感情上或事实上，都尽量避免过于刺激，不愿去触动那些阴暗的事实，不愿去揭露那些丑恶的现象。真正的西部史革命是在70年代之后。在民权运动、越南战争和各种群众运动的震撼下，美国国内的社会问题（贫困、种族主义、环境危机、暗杀……）从未表现得那样明显和突出。青年一代开始向传统的价值观念挑战。在学术界，青年学者们力图摆脱陈旧观念的束缚，用新观点去研究新问题，并独树一帜。于是，一个学术多元化的局面出现了，各种学派林立，并皆以“新”冠之，诸如新经济史、新社会史、新外交史，等等，另外还有新的学科出现，如环境史和妇女史。这一新的气象，尤其是新社会史和环境史，它们对西部印第安人，太平洋沿岸的亚裔美国人，西班牙语墨西哥人，妇女，以及环境问题的研究给西部史注入了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