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0年代开始，每年的西部史学会上提交的论文和分组讨论有了越来越多新的内容，学会的杂志《西部史季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题目。到了80年代，一大批新的有关西部史的专著涌现出来，如多纳德。沃斯特的《尘暴》（1980）、《帝国的河流》（1985年）、理查德。怀特的《依附的根源》（1983年）、约翰·汤姆逊的《关闭边疆》（1986年）、萨拉·多伊奇的《无隔离的避风港》（1987年）、阿米蒂奇和伊利莎白·詹姆森的《妇女的西部》等。这些著作虽未标明是西部史，但都对西部历史上的民族、妇女、环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都是旧的西部史所不涉及的。这说明，西部史已步入新的领域了。
    但是，“新西部史”作为一个学派的正式形成和出现，却是近几年的事了。1987年，帕特里夏·纳尔逊·利默里克，一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的女历史学者，出版了她的著作《征服的遗产：美国西部未被发掘的过去》（The Iegacy of Conguest:The Unknown Past of the American West），公开向特纳边疆史发出挑战，提出了“关闭边疆，打开西部史”的口号，⑨由此在学术界，尤其是宣传媒介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如果说，在她之前，许多尚未冠以“新”的西部史学家，如多纳德·沃斯特、理查德·怀特，威廉姆·克朗农、苏珊·福莱德等，早就从事着事实上的新西部史的研究的话，其影响也仅在学术界内；而她的《征服的遗产》却因其旗帜鲜明和更多的趣味性，而少学究气，则不仅引起了学术界，同时也引起了宣传媒介的重视。随着利默里克的名字，她的演讲、她的形象见著于报端、电视和广播，“新西部史”这个名称也响了起来。
    1989年，西部史学会在华盛顿州的塔科马市召开年会。在题为《西部史上的错误与正确》（What's Wrong and Right with Western History）的分组讨论会上挤满了听众，气氛异常热烈。威廉姆·克朗农、理查德·怀特和多纳德·沃斯特关于西部史的新旧成就问题的发言，在听众中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会后，一位老学者称它为“对特纳的重击”。这大约是西部史学者的一次集中展示：利默里克、克朗农、怀特，还有沃斯特，被称为“四人帮”（Gang of Four） ⑩--新西部史学派的带头人。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同年还举行了两次学术讨论会，一个是在新墨西哥的圣·达菲举行的“追踪：探索一个新的西部史”（Trails:Toward a New Western History），另一个是在耶鲁大学举行的“西部历史的前途”（Future of the Western Past）；会后，都有论文集出版。（11）至此，新西部史学派便正式拉起了他们的大旗。
    二、带头人与代表作
    新西部史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如何去评价它？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让我们来看新西部史学派的几位代表人物和他们的著作。
    首先要介绍的是多纳德·沃斯特。他不仅是新西部史学派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而且也是美国环境史的权威学者。1980年，他的《尘暴》（Dust Bowt）一书获得了班克若夫特奖，这是一部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南部大平原的著作，他从这个地区的干旱地理环境着手，重点探讨了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生态后果。1985年，他的专著《帝国的河流：水、干旱和美国西部的成长》（Revers of Qmrire:Water,Aridity,and the Growth of Amcrican West）出版。这部书被看作是他的新西部史学观的代表作。（12）在这部书中，作者认为，西部的特点在于它的自然环境：干旱。因为，水是这个地区的重要资源，所以，对水的利用便成了这个地区发展的根本问题，并由此使西部成为一个“水利社会”（Hydralic society），这个水利社会是通过技术，通过社会组织建立起来的。为了说明这一论点，他论述了从19世纪摩门教徒在犹他州的农业灌溉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联邦政府在西部的所有重要河流上的数百个水坝的历程，并以加利福尼亚的大谷地为例，特别指出，到了20世纪，这个地区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利系统，而现在则更为复杂和完善。因此，他认为，对水的技术控制是新西部的基础，“它不仅使一个繁荣的农业的产生成为可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得洛杉矶和旧金山这样的沿海城市的发展成为可能，并终于使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国的一个最重要的州，而且从规模上讲，大概也成为世界上一个独特的最有影响和最有实力的地区。”（13）作者从现代化的水渠中，看到了一种文化和一个建立在与自然处于对立的管理关系之上的社会的倒影。
    沃斯特在这部著作中所描述的西部是不符合特纳理论的标准的。按他的话说，在特纳的边疆理论中，“没有水，没有干旱，没有技术的统治”，“事实上几乎没有今天在地理意义上的西部”。他特别指出，特纳1893年首次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中所表达的观点，是“根据早期威斯康星的农业居民区形成的”。这个地区居民所经历的是一个占据潮湿的森林和草原的过程，而特纳的“美国民主”也正是从这里产生的，因此，特纳的理论“只适于威斯康星或俄亥俄的历史”。（14）而且，他认为，特纳的西部更多地出于想像，并非实际上的人们为了生存而在不同情况下进行着斗争的西部。
    1992年，沃斯特的论文集《在西部的天空下：美国西部的自然和历史》出版，共收其自《帝国的河流》之后所发表的和未发表的有关西部的文章、讲演17篇，其中多数仍以水为题，并沿袭着《帝国的河流》的观点；同时在“水利社会”之外，又提出了另一种模式：“牧场的”西部。
    沃斯特的干旱论是从生态的角度提出来的，并与环境史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一种冲破传统框架的研究方法。他用这种方法得出了西部的两种模式：牧场的和水利的，并试图通过这两种模式展示一个“新的西部、真正的西部”。按他自己的话说“我的西部，是一个男人们和女人们努力要从严酷的自然匮乏，同时又试图要在已夺取财富的幸存状况中，争取生存的故事。”（15）
    另一位极有影响的新西部史学家是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教授威廉姆·克朗农、。1991年，他的长逾500页的著作《自然的都市：芝加哥和大西部》（Nature's Metropoitis:Chicago and Great West）出版，并因此获1992年班克诺夫特奖。（16）克朗农在这部书中论述的是19世纪芝加哥和大西部之间的关系，意在借此来探索至今仍影响着北美和世界其他部分的整个19世纪以来，这个地区经济和生态上的变迁。他认为，19世纪西部的主要经历是都市经济的扩大，这种都市经济创造了城市和农村之间前所未有的、复杂而密切的联系。为了说明这一主题，他在全书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商品流通：谷物、木材、肉类，以及其他货物如何在芝加哥和内地来回活动着，并由此而引起了一系列环境和社会的变化，以及生态上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