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对外政策上推行了一条侵略、扩张的路线，尽管其外交手法不断发生变化，但最终目标却始终未变，即企图建立一个称霸亚洲和世界的大日本帝国。本世纪2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华所推行的“币原外交”和“田中外交”即是实现这一总目标的具体体现。本文分析了2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华外交变化的原因、特点，披露其对华侵略政策之实质。
    一、币原外交和田中外交的历史渊源
    币原喜重郎在1924-1927和1929-1931年曾两度出任外相，“协调外交”、“经济外交”和对华“不干涉”方针，即所谓“币原外交”。
    1927年，田中义一受命组阁后，在对华政策上则采取了与“币原外交”不同的“强硬”方针，即所谓“积极政策”。“币原外交”、“田中外交”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们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借助于军事入侵、政治干预，外交讹诈等方式，在中国先是取得了政治操纵的特权，继又确立了经济垄断特权，但大战结束后，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却明显地趋于孤立。
    首先，战后日、美之间的矛盾不断尖锐，日、英关系也逐步恶化。1921年8月华盛顿会议召开，在美国的压力下，英日同盟被拆散，“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的签订，迫使日本接受了海军军舰吨位的限制，同时，还部分地打破了日本在中国的垄断，恢复了各强国共同控制中国的局面，这对日本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国家鉴于大战的惨局而产生的恐战心理，使“和平主义”思潮广为传播。1915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抛出关于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建议”，相比之下，日本对外，特别是对华的独占性、排他性和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与战后的世界政治潮流格格不入。在此国际环境下，原敬内阁为了应付战后新形势，“把对华的排外性隶属化政策改换为用资产阶级合理方法来维护帝国主义在华权益的政策。”①币原出任外相期间，基本继承了原敬的这一所谓符合华盛顿体系的“协调外交”。
    币原外交的出现，除以上外部因素外，主要根置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因素。进入20世纪以后，英、美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得到暂时稳定，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得到了较快、较稳的发展。1901年至192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近一倍，工矿业生产增长2.6倍。日本工业生产的发展，使日本垄断资本最终形成。垄断资产阶级从而取得了经济上的统治地位，随势力的发展逐步控制政友会、宪政会等政党，实现了“政党政治”，为币原外交的实施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
    1927年日本爆发了金融危机，“币原外交”的基础塌坍，“田中外交”遂取而代之，对华实行“积极政策”。日本在1920-1921年危机之后，由于武装干涉苏俄、出兵西伯利亚及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其经济受到了巨大打击。虽说1924年日本暂时摆脱危机，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这只能是相对危机年代而言，与国际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相比较，在1921-1929年间，其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3%，仅高于已开始没落的英国的1.7%，而大大低于美国的4.3%，德国的7.1%和法国的9.4%②。依赖国外市场的日本在对外贸易方面从1919年起到1928年，一直是入超，连年巨额逆差使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黄金储量大大减少，而且被迫借贷条件十分苛刻的外债。1924年，美国和英国对日贷款共54498亿日元。与此同时，1925年“五卅事件”以后，中国人民抵制日货运动风起云涌，日本对华贸易下降，市场缩小，工业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1927年初，日本从两三家地方银行的挤兑风潮开始，爆发一场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日本政治集团面对经济危机，在对华政策上，舍弃以经济侵略为主，逐步蚕食中国的“币原外交”，代之以实行武力扩张，加快吞并“蒙满”，进而征服大陆的“田中政策”。
    从国际方面来看，美日争夺远东霸权斗争的加剧也是田中推行“积极政策”的推动力量。20年代末期，美国凭其雄厚的经济实力积极向远东扩展，对日本威胁越来越大。美国在华投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只有4900万美元，20年代末增加到1.9亿美元。美国对华输出，战前仅占中国贸易总额的7.5%，20年代末上升到16-18%，特别是与东三省贸易额的增长迅速远远超过其它国家。日本帝国主义者明显感觉到了在满洲的“美国的危险”。同时，美国势力支持蒋介石“北伐”极力扩大其在华影响。日美关系恶化。于是，日本统治者结束日美“和睦时代”，重新开始同美争夺远东霸权。
    另外，田中义一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强硬外交的代表人物，也并非偶然，早在1913年他就主张“经营大陆的日本生存和民族发展有着不可回避的重要性”，1916年担任参谋次长时亲自主持制定了《满蒙独立计划》③由此，20年代末在经济危机日趋严重、美日争夺远东霸权斗争重起的新条件下，田中义一提出对华“强硬”的“积极政策”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
    二、“币原外交”和“田中外交”的主要特征及实质
    如是说币原时期所推行的“协调外交”、“经济外交”以及对华“不干涉”政策的实质是要在英美能以容忍的限度内接受“九国公约”的约束，以和平的、渐进的经济扩张的方式来谋求帝国主义利益的话，田中内阁所推行的“积极外交”便意味着日本统治集团蓄意并向“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原则发起公开的挑战，力求以超经济的强制与掠夺来弥补经济的强制与掠夺的不足，通过军事入侵、政治奴役这些更为“积极”的方式来确立我国东北进而在我国全境的经济垄断的体制。
    对“币原外交”和“田中外交”的理论与行动进行剖析，可看出他们对华外交的主要特征：（1）币原时期对华外交手段主要表现为以竞争性的经济扩张为主，而田中则是赤裸裸地军事入侵和政治奴役；（2）币原善于利用调和矛盾，避免因小失大，田中则蓄意制造矛盾寻求借口，以图武力干涉；（3）币原外交阴险虚伪，田中外交则锋芒毕露；（4）币原、田中外交的手法虽不同，但两者有其连续性和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