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坦齐马特时期是一个推动土耳其国家与社会近代化的持续立法和广泛改革时期。一方面，帝国行政体制发生变化，社会生活世俗因素增多，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因素有新的增长，有利于一个弱小的城市中产阶级的成长。另一方面，改革的预期目标未实现，一些举措徒具空文。改革使外国政治经济势力增强，严重阻碍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土耳其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坦齐马特改革的成功与失败对后来的改革有重大影响。
    克里木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广泛渗透、增长，土耳其官员、留学生等去西方的也与日俱增；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一起冲击着改革、开放的土耳其帝国。到60年代，关心改革的人们争论的已不是是否实行近代化改革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和如何对国家专制制度加以限制的问题。
    1865年6月，政论家齐亚和诗人讷米克·凯末尔等人组成“新奥斯曼党”。他们推崇伊斯兰现代主义和改革主义。他们主张必须将岌岌可危的帝国政权改变为君主立宪政府，提倡一种新的社会道德，倡导了土耳其新文化启蒙运动。（27）1876年5月新奥斯曼党人发动政变，废黜素丹阿齐兹（1861-76），中经周折由阿卜杜哈米德即位。12月，米德哈特任大维齐，接着以卡奴尼敕令的名义颁布了土耳其帝国第一部宪法。它规定了公民的民主权利；议会有权讨论并通过法律，批准预算；在法律范围内，帝国臣民有权成立商、工、农公司，等等。宪法的颁布体现了新奥斯曼人君主立宪的思想，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它是坦齐马特改革的最高成就。新奥斯曼人由于思想的局限，他们“在君士坦丁堡没有及时进行革命”（28），导致立宪运动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们比同时代的土耳其人看的深远些，“许多新的，富有意义的思想都是首先通过他们的著作才找到土耳其文的说法的，而这些新思想对于随后各代土耳其人的思想和行动来说，影响确是非常之大的。”（29）新奥斯曼人的思想尽管有其超前性，（30）但其可贵之处在于：在反对封建专制的历程中跨出可贵的一步，西方政治民主思想在土耳其由一种理论、理想开始付诸实现，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此后30年，实现君主立宪制始终是土耳其精英梦寐以求的。
    四、晚期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改革（1876-1909）
    1878年柏林会议以后，土耳其属地或独立或割让，帝国已经瓦解。这是列强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对土耳其“遗产”的第一次瓜分。同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英、法、德等国较早地大量向土耳其输出资本：修铁路（63%）以争夺势力范围；开办银行（10%）以控制其金融；（31）控制其海关，利用低关税倾销商品；特别是成立奥斯曼国债管理处（1881年12月）控制其财政。结果，列强逐渐操纵了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命脉，使它变成半殖民地；同时，加速了土耳其的资本主义化。
    面对帝国瓦解和国内政治反对派以及民族民主运动，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认为，改革可以成为加强帝国和个人地位的工具。他的前期（1878-90年代初）有改革。素丹念念不忘帝国昔日的军事辉煌，以聘请德国教官、配备克虏伯大炮毛瑟枪、完善征兵制等举措，建成总兵力近180万的庞大军队（32）。大维齐塞伊德帕夏认为“一个国家只有通过知识和正直才能得到进步”，在他的主持下教育有显著发展：文官米尔基耶学院成为培育新思潮的摇篮；新建18所大专院校；中东第一所近代大学--伊斯坦布尔大学正式开学（1900）；小学达28615所、中学426所（1895）（33）。为普通教育计，1884年始征特别教育税。军事高校在校生达15351人（1879），海军院校毕业生年均160人（34）。这样，受世俗教育的知识分子大大增加，军官、军校学生很大程度上是城乡小资产阶级和下层官吏出身的人。正是从他们中间，培养了众多的文武官员，孕育了新一代民族民主革命者。交通、通讯发展迅速：1888年“东方快车”开通，1908年有铁路5883公里（35）；克里木战争始设第一条电报线路，19世纪末形成以京城为中心的电报通讯网。交通、通讯的改善，成为素丹统治的便捷工具，也大大便利了新思想的传播。不妨说，正是哈米德二世提倡的教育和发展铁路、电报政策的成功，才导致其政权崩溃。（36）但是，1891年后新闻检查日趋严厉，1892年不再派遣留学生，后又暗杀米德哈特。不仅如此。哈密德二世拣起湮没无闻的“哈里发”旗号孤意推行泛伊斯兰主义，以抵挡民族民主运动的历史潮流；宫廷成为权力中心，组织侦探机关，实行警察统治；镇压革命者和反抗者，残酷迫害亚美尼亚人，成为“血腥素丹”；对列强既妥协又利用其矛盾--在西方相对和平时代，素丹统治30年。哈米德二世改革把19世纪土耳其改革和封建中央集权专利主义一起推向新水平。
    西方列强的资本输出影响、加速土耳其资本主义的发展。土耳其努力发展本国经济。工业扩大原有官办企业，并扶持民办企业--在大城市建立轻工业为主的一批工厂外，在各地建立1500个小型工厂。（37）农业出现明显分工，经济作物种植面扩大，其商品性增加--农业日益卷入世界市场。（38）主要铁路线已建成，使丰富的矿产和农畜产品运往世界市场。外贸进出口值由20:8.4（1878-79）变为26:16（1899-1907）的年均值，（39）出口值的相对提高不仅说明经济的发展，而且反映土耳其在世界市场交换的发展。政府的岁入呈上升趋势，预算赤字则相反。（40）这样，经过19世纪的近代化改革和资本主义化，土耳其形成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本国的工商、贸易系统，出现新的经济结构，这是历史的进步。相应地社会结构也发生变化：农村出现农牧场主、农牧工人，城市出现民族工商业家、产业工人等。一批近代化城市出现，如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安卡拉、伊兹米特……它们已不是过去的单纯消费城市，而是工商城市，并成为国内商业中心，甚至是国际贸易中心，如伊斯坦布尔。资本主义发展在政治文化上的反映是“青年土耳其人”崛起，他们自认是新奥斯曼人的继承者，主张世俗宪政主义，目标是恢复1876年宪法，推翻哈密德二世的专制统治，争取国家的独立。他们着力在军队发展组织，欧洲地区驻军3/4的军官加入他们的组织。（41）青年土耳其人运动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的利益。
    历史跨入20世纪，土耳其的封建危机和民族危机促使其觉醒。反封建反帝的民族民主意识，发展并产生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新的文化思潮。土耳其的精英分子，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西方科学技术与其政治社会思想、政治社会体制之间的内在联系，已不满足于器物文明而学习资本主义的体制文明，以解决民族民主运动的政治社会问题（42）。在1905年俄国革命和伊朗革命的积极影响下，国内外形势发展使革命时机趋于成熟。由青年土耳其人领导、以军队爱国官兵为中坚、以恢复1876年宪法为目标、明确以武装斗争为手段进行了1908-09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统治，把封建专制的君主国变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终于实现了新奥斯曼人为之奋斗的理想，这是土耳其历史的重大进步，也是19世纪土耳其改革发展的必然的历史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