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欧诸国都经历封建社会。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存在着一些西欧封建社会所不具备的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的客观条件。第一，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之后，这种政治局面在客观上是有利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其所欲。”这一点为中古早期西欧社会所不及。第二，中国封建制度确立之初，就存在许多人口众多、工商业繁荣的城市，这又是中古早期的西欧所不能相比的。根据《苏联大百科全书》资料估计，到了中世纪中、后期，西欧城市人口一般只有五千到一万；居民人数达四至五万的只有少数城市如科伦、伦敦等；居民人数达十万的就更少了，只有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米兰等。在马可·波罗笔下，十三世纪西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也不及中国的杭州。城市是工商业的中心，是各地区商品交流的枢纽，城市的发展无疑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第三，中国封建社会伊始，土地自由买卖就比较盛行。西欧土地自由买卖则发生在封建社会末期。土地自由买卖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它加速了小生产者的分化，加速了农民与土地相分离的过程，可以为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自由劳动力。但是，尽管有上述三个有利条件，中国商品经济却没有因此出现飞速的增长。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各种客观条件，几乎全部被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推行的“强本抑末”或“重农抑商”的政策所抵销。中国的封建中央集权政府，形成于城市繁荣、商品经济发达的战国时代。商品经济繁荣带来的各种社会弊病，如破坏封建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给这批地主阶级的掌权人物以深刻的印象，他们总结王朝倾覆的原因，得出“周人之失，巧伪趋利……熹为商贾”（11）的结论。他们视工商业发展为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大敌，把工商业者看成侵蚀社会的蛀虫。地主阶级的早期思想家商鞅、申不害、韩非等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的。封建中央政府的“重农抑商”政策，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制定下来的。“重农抑商”政策，自秦皇汉武开始，以至其后二千年的封建帝王，无不把它作为保护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基本国策。这项政策到朱明王朝统治时达到极致。朱元璋说过：“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敝者。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涂开，奇巧之技作，而后农桑之业废，一农执耒百家待食，一女事织而百夫待衣，欲人无之，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足衣在于革靡。”（12）这就为明王朝的整个经济政策规定了根本方向。他们往往把封建地主阶级对广大人民残酷压迫剥削造成的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的恶果，归咎于人们的“厌农趋商”。于是，他们对工商业活动严加控制。苛刻细密的刑律象一面罗网，使商人动辄犯禁。“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禁榷制度、匠籍制度、牙行制度、钞关市廛制度等等，都是禁锢商品经济发展的绳索。其结果，一方面由于大量商业资本没有转化为产业资本，资本主义工业不能发展，广大丧失土地的农民也就不能被吸收到新的生产领域，其结果便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一个人口众多、衣食无着的流民阶层。另一方面，由于大批商人经常转化为封建地主，也就使中国资产阶级难于形成和壮大。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发展迟缓的一个根本原因。
    除中国之外，本身具备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大好条件，却因国家推行重税等反动政策而遭受严重破坏的例子还有许多，西班牙数得上是其中一个典型。
    十五世纪末，西班牙已经完成国家的统一，结束了收复失地运动，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前提。地理大发现后，西班牙从美洲掠夺了巨量财富。根据著名的重商主义者乌斯塔利兹的论著提供的材料，从1492年发现西印度群岛到1595年，仅从西印度就向西班牙输出金银二十亿皮西塔（西班牙银币名），即一百零三年当中每年平均二千万皮西塔，大概没有登记而输入进来的也有这样多。（13）这对西班牙的工商业发展起了巨大刺激作用。十六世纪，西班牙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大商埠，如塞维利亚、卡迪斯、巴塞罗那、瓦伦西亚等。西班牙的呢绒、丝绸、制革产品，远近驰名。在某些工业部门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正是这个期间，西班牙侵占了美洲墨西哥、秘鲁、智利、哥伦比亚等地，使西班牙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可是，这一大好局面，却被国王查理一世（1516-1556年）、腓力二世（1556-1598年）、腓力三世（1598-1621年）祖孙三代倒行逆施的政策所破坏。诸如取消城市自治权、鼓励进口奢侈品和手工艺品的政策，一千杜卡特的资本要纳三百杜卡特税的重税政策，对农民勒索名目繁多的捐税政策，为建立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封建家族的世界霸权而推行的无休止的战争政策等等。其结果是十六世纪中叶，西班牙经济走向衰落。大量金银输入西班牙，并没有在那里转化为资本，而是通过购买商品，流入英、法等国。估计从1492年至1724年的二百三十二年里，西班牙贵金属向国外流出每年达到二千皮西塔，（14）致使工业生产一落千丈。以塞维尔城为例，十六世纪初，毛丝织机有一万六千台，到十六世纪末，仅剩下三、四百台。城镇人口骤减，有的减少一半，有的减少四分之三，有些小镇和村庄甚至消失。到十七世纪初，西班牙的工商业经济已达残破凋零的境地，西班牙成为欧洲乞丐人口最多的国家。贫民和乞丐约占西班牙人口的三分之一。西班牙由头等强国降为欧洲次等国家。
    封建国家的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各个不同的国家，而且也表现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王朝的不同国王所施行的政策等方面。英国都铎王朝女王血腥玛利和女王伊丽莎白在执政方面的表现，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血腥玛利和伊丽莎白都是英王亨利八世（1509-1547年）的女儿，同父异母姐妹。血腥玛利于1553-1558年当政，伊丽莎白于1558-1603年称王。她们俩人的身世和政治背景的差异，使他们俩人施行截然相反的政策，并且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血腥玛利推行与其丈夫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相似的经济、宗教、外交政策，结果造成国库空虚，外债累累，商业和工业衰退，对外贸易急剧下降，在圈地运动过程中急剧发展的资本主义因素受到严重的窒息。英国人口大量外流，全国到外都有流浪者和乞丐。玛利·都铎因此获得了与她的行为相称的称号--“血腥的玛利”。伊丽莎白上台以后，一改其姊的政策，她励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废除“禁止圈地令”，严厉打击天主教复辟势力，全力和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结果使英国政治、经济面目为之一新，资本主义因素又获得飞跃发展。伊丽莎白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为日后英国建立起海上霸权，成为“旗不落日”的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国，奠定了牢固的物质基础。《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传》的作者J·E·尼尔说：“亨利八世的两个女儿代表了两个世界：一个旧世界，一个新世界。”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