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以上对商品经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暴力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粗略分析，可以说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会自动导致封建制度的解体。虽然，生产关系的改变归根结蒂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并不会导致生产关系的自动改变。在社会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国家政权、暴力、阶级斗争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但是，能不能说国家政权、暴力、阶级斗争就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呢？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未免失之笼统。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根据大量历史事实得出结论说：“暴力是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本身也是一种经济力。”（15）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是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16），“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7），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心得，内中闪烁着科学的光辉，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可是，我们若把它曲解为凡是暴力、凡是阶级斗争都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那就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论述暴力的作用时都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前提的，从来不离开经济条件来谈暴力或阶级斗争的作用。这一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讲得非常清楚“一句话，暴力的胜利是武器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18）暴力或阶级斗争只能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才能起“助产婆”或“杠杆”的作用。第二，暴力有顺着经济发展方向起作用的暴力和沿着经济发展相反方向起作用的暴力，不是一切暴力都能起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这个问题，恩格斯于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就讲得很清楚。恩格斯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能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同时，大量事实证明，暴力、阶级斗争，对于社会制度的变革来说，并不是不论何时、何地、何种条件，都可以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的。例如，历史上的阿拉伯人、鞑靼人等虽曾先后征服过印度，可是却不能摧毁印度古老的村社。再看中国农民战争，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次数之多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可是它始终未能摧毁封建制度。它所能做到的，或者是充当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工具，或者是促成封建统治秩序作某些调整，使社会生产得以重新进行。再如，有的学者把十四世纪英国农奴制的解体，归功于1381年的瓦特·泰勒领导的农民起义。可是，既然农民起义有如此的功效，那么为什么1524-1525年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却没有导致德国农奴制的瓦解，相反地，德国却出现了农奴制加强的现象呢？论战争规模，德国农民战争比十四世纪末英国农民战争大，德民农民战争是中古西欧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论结果，都是一次失败的农民战争。由此可见，农民战争导致农奴制的解体的立论值得怀疑。如果我们对英国社会状况认真地作一番剖析，就不难发现十四世纪末英国农奴制解体，其原因应追溯到十一世纪中叶诺曼王朝的建立。1066年“诺曼征服”加强了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贸易联系。1154年，法国安茹伯爵亨利入主英国（称亨利二世），建立金雀花王朝，巩固了这种联系。亨利二世的改革，提高了市民和自由农民的地位。“盾牌钱”的施行，促进了封建贵族的分化。城市地位的稳定，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至十三世纪中叶，英国城市增加到一百六十多个，城市商品流通随之增加。羊毛和面粉成为主要输出品，商品经济关系因此渗入农村，许多领地以货币地租代替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部分农民已通过折算获得自由。此后大宪章的签署和国会的召开，又进一步提高了市民和自由农民的社会地位，他们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获得了进一步的保障。这一切反过来又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圈地事件已在不断发生。十四世纪末，英国农奴制瓦解，使其成为一个自耕农占多数的国家，这一结果，正是在王权保护下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实际上与1381年瓦特·泰勒领导的农民战争无关。与英国相比，德国则是另一番景象。中古时代的德国，其幅员居于西欧诸国之冠，可是论其政治结构，封建割据最为严重。德国商品经济得不到王权的有力保护。十五世纪时，尽管德国商品经济有所进展，但还是落后于许多国家。正如恩格斯指出：德国的农业远远落在英国和尼德兰之后，工业也远远落在意大利、佛来米和英国之后。地理大发现后，随着商路中心转移到大西洋的沿岸，德国海外贸易受英国人、荷兰人的排挤，繁荣一时的汉萨同盟亦在十五世纪末衰落下去。商品经济受到打击，自然经济出现了增强的势头，十六世纪德国农奴制的加强便是当然的事了。所以我们既不该把英国农奴制的解体归功于瓦特·泰勒领导的农奴起义，也不该把德国农奴制的加强归咎于闵采尔领导的农民战争。缺乏先进阶级领导的、未能顺应商品经济发展潮流的农民战争是不能完成推翻封建制度的任务的。
    综上所述，商品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物质基础，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暴力是这个过渡的巨大杠杆，只有商品经济力与顺应它发展的暴力所组成的合力，才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推动力。
    注释：
    ①②《资本论》第一卷，1963年第2版，第13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页，1972年第1版。
    ④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4、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