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但新的美国政府尚嫌斯特赖克报告不够“宽容”不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杜鲁门主义”出台以后，美、苏冷战已扩大到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在远东，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美国决策者开始认为，“不以日本为中心的远东政策最后是不会成功的”，（22）由此出现了明显的改变政策的信号：
    －－1948年1月6日，陆军部长肯内思·罗亚尔在旧金山发表了被称为对日政策转折点的演讲。他声称，日本要在阻止远东发生新的极权主义战争中发挥作用，占领初期的旧方针与新方针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美国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状况。（23）－－从1947年底到1948年初，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乔治·凯南花了八个星期研究日本问题，提出了以日本取代中国、使之成为美国远东盟友的战略设想，得到政府各方面的赞许。（24）在这种新战略的背景下，美国对日政策进入转折时期。赔偿问题便更直接地为美国的遏制战略服务，最终导致美国单方面宣布取消日本赔偿。
    第三阶段：从1948年初到1949年5月，其中以“德雷珀报告”和凯南的《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建议》（即政策设计室第28号文件，PPS／28）为主要政策内容。
    1948年初，为了更好地准备对日新战略。凯南到日本进行三个月的调查。3月25日，凯南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了详尽报告－－《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建议）。凯南指出“经济恢复应成为即将到来的一段时期美国对日政策的首要目标”。为此，关于日本赔偿问题，凯南建议，第一，美国政府“不拟准许从日本拆迁超过现定计划30%的赔偿项目”，同时以“不产生实际损害”日本经济恢复为限度；第二拆迁赔偿将在1949年7月1日以前完成，过期不予处理，同时美国政府“将反对在未来任何和约中向日本索取赔偿”；第三，将日本在国外的财产充当对盟国的赔偿物。（25）
    凯南的这些建议完全有悖于战后初期的美国政策和远东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特别对在和约中提及赔偿以及将日本在国外的财产充当盟国赔偿的建议。长期以来，盟国对日本在国外的财产是否可以充当赔偿分歧甚大；中国和苏联强烈反对这种做法，因为这些财产基本上是日本掠夺所得。凯南此时这般建议，意味着美国的赔偿政策将要彻底改变。
    1948年3月20日，在凯南尚未离开日本之时，陆军部次长西奥多·德雷珀率领由政府要员和化学银行经理柏西·约翰斯顿组成的调查团抵日，5月18日公布了约翰斯顿报告（即德雷珀报告）。报告充分体现了罗亚尔演讲和凯南建议的精神。报告声称，“在不影响日本有用的和平生产的条件下，能够拆除的生产能力是不大的”；报告对赔偿范围的数目又加以削减，规定日本工业生产能力可维持在1937年以后的水平。按照德雷珀报告，将日本的主要军事设备减为560000千元，硝酸8000千元，造船业50000千元，其它项目依然按斯特赖克报告中所定的数目，合计662247千元，仅折合1.65亿美元，是斯特赖克报告规定拆迁赔偿的1／3，还不到鲍莱报告中规定的24.66亿美元的1／10。同时，德雷珀报告采纳了凯南的建议，规定“日本在国外的资产，如满洲、台湾及其他地区已为苏联及中国所得的资产，均应正式认为赔偿而抵销”。（26）根据德雷珀报告的精神，1948年8月，美国政府撤销了分割或改组原用于赔偿的一大批工矿企业和银行的指令，最后在325家中仅剩下了30家。同月，美国还取消了对日本的出口贸易管制。
    此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揭开了三大战役的序幕；10月，人民解放军解放沈阳，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美国扶植日本的决心更加坚定。12月美国政府指派原底特律银行总裁约瑟夫·道奇去日本“稳定经济”。杜鲁门特别交代道奇：“中国革命的进展同日本重要性的增长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27）因此，在赔偿问题上，为了“谋求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实现所谓“经济自主”，美国开始推行取消日本赔偿的政策。
    1949年5月12日，在解放军占领南京不到一个月，远东委员会的美方代表弗兰克·麦科伊宣布停止日本赔偿。麦科伊在声明中指出：1，日本已依据临时赔偿指令将两万余台机械器材交付中国、菲律宾、荷兰与英国，且海外资产之被押收，实际上支付了30多亿美元，据此认为“日本已履行其大部分赔偿义务”；2，美国为日本之赔偿问题“已竭尽自己之努力，并与战后已耗费10多亿美元之对日援助费”；3，不应限制日本和平工业之生产，原划为战争工业设备之工厂，现亦为促进日本经济复兴所必需，并且要“复兴此种工业以满足日本国民最低限度之需要”；4，远东委员会业已决议或尚悬而未决之有关日本赔偿及工业水平之议案，美国要求废止或另外提出修正案。因此美国宣布取消1947年4月4日的有关30%的先期赔偿方案。同时撤销美国政府所提的有关各盟国享受赔偿的分配比例方案。（28）6月10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项冗长的声明，重申了5月12日的立场。声明指出“停止从日本搬取赔偿物资，为完成盟国对日本政策目标之必要步骤”，并列举四条理由为取消日本赔偿的立场辩解，其主要理由是；美国的做法并不违反波茨坦精神，而“日本这些拆迁的设备将为日本的和平经济复兴而利用”。（29）声明发表之后，虽遭到远东委员会其他国家的反对，除苏联坚持外，其他国家的态度不久全皆软化。这样，到1949年底，除陆续免除拆迁的外，已被指定拆迁而尚未拆迁的845家日本工厂（包括大批军工厂），其中2／3均已开工，按照1939年的价格计算，总共约合40亿日元。（30）
    此后，在筹划旧金山片面和会与日本举行的一系列会谈中，美国对战争赔偿问题只字不提，只是在遭到亚洲各国的普遍反对、危及旧金山片面和会时，才勉强在后来的《旧金山和约》中做了含糊其词的赔偿规定。但和约既没有提出赔偿数目，又言日本的资源不足以应付赔偿；并规定赔偿问题应由日本和亚洲受害国之间通过双边谈判加以解决。所以，日本统治集团视之为“无赔偿”规定。（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