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政变的意义
    纵观近代日本政党政治史，不难看出，政友会的成立和大正政变是两大转折点。政友会的成立，标志着“1900年体制”的形成，是藩阀官僚与政党从斗争到妥协，到有条件地合作的体制；而大正政变，则标志着政党力量日渐壮大，经验日渐丰富，政治性格亦日趋成熟，并开始从与藩阀政府的提携状态中脱却出来，走上了确立自己指导地位的政途，而终于赢得了政党内阁时代的到来。
    大正政变以后的政党政治，同以往的政党政治有所不同。首先，“桂园时代”两大势力代表的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私下授受政权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大正政变之后，历届首相的上台，都改由元老推荐，经元老会议审议，再上奏天皇批准。而且历届内阁也都改变了超然主义立场，积极寻求与政党的合作，甚至以政党的“提携”为上台的条件。这无疑加快了政党内阁时代的到来。
    其次，在桂园时代，政府完全以政友会为与党，政友会以外的政党势力无缘介入政权；大正政变后，宪政会崛起，开始与政友会相对抗，双方轮流作为政府的与党登台。自此，两大保守政党轮流执政的格局已初见端倪，1924年至1932年，政党内阁时代的两大党轮流执政的局面，即以此为预演，标志着政党势力已步入成熟期。
    再次，元老自大正政变后完全退居幕后，再未上台组阁。而新一代藩阀官僚逐渐抛弃明治初年以来“官尊民卑”的心理，尤其是经过第一次护宪运动的教训，他们认识到了与政党合作的重要性，而不再固守前期藩阀官僚的超然主义立场，这对政党内阁时代的到来也是一重要的有利因素。
    总之，大正政变绝非仅仅是一次政局的变动，更重要的是，它对日本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对政党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党在政治斗争中终于因此而摆脱了伊藤博文设计的轨道（即官民同调的1900年体制），得以在政治抗争中展露头角，并最后执掌了内阁。
    注释：
    ①②③《日本内阁1》，白马命编，新评论，1981年，第74～75页；83页；90页。
    ①⑩《大正政变前后》京口元吉著，东京白杨社版，1940年，第7页；7页。
    ⑦⑧《现代政治史年表》，信夫清三郎著，三一书店，1962年，第77页；77页。
    ⑤（13）《日本史概说》，坂本太郎著，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37页；463页。
    ⑥⑨《近代日本政党史》，铃木安藏著，河出书房，1954年第135页；137～138页。
    （12）《日本近现代史》，第二卷，今井清一著，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9页。
    （11）《日本史小百科－－政变》，奈良本辰也著，近藤出版社，1981年，第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