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讨论三个关于伊斯兰史的问题，两个具体的、一个概括的，前两个是关于阿拉伯在东方的征服的性质和城市化的问题，最后一个是关于历史上近东文化和政治的划分问题。现在让我依次地述说。
    在研究早期伊斯兰的欧洲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倭马亚哈里发国家与反对党诸如：什叶派、哈列哲派以及其他派别之间的矛盾上。加上一些部落冲突，这一矛盾就显得更为复杂化了。如此一来，倭马亚历史上非阿拉伯人的作用被削弱了。反之，阿拔斯历史上的非阿拉伯人的作用却被过分强调了。以致于倭马亚被称作一个阿拉伯国家，而阿拔斯却成了一个波斯帝国。在倭马亚时代极其重要的部落内部斗争，由于阿拔斯人的到来，突然失去了重要性。这些部落从历史章节中消失了，而场面似乎被亲阿拉伯的波斯人和反阿拉伯的波斯人统治着，他们被称之为“多民族主义者”。这一点，近来引起了人们很大的注意。终于，阿拔斯帝国受到了“多民族主义者”的干扰，这些人极端到要创造一个旨在反对阿拉伯人的新波斯语言和文学。由于阿拉伯和伊斯兰事实上是同意词，这些波斯人就成了反伊斯兰的代表。以上是我对研究伊斯兰史的大部分欧洲学者所持的一般观点的概述。以我之见，若对史料做近一步细致的考察，就会发现它并不支持这种观点或伊斯兰历史的画面。
    简而言之，我认为倭马亚时代的平民或非阿拉伯人的受庇护者的作用，比迄今为止所认为的更加重要。他们在呼罗珊与定居的阿拉伯人的结合或融汇，在倭马亚治下飞速地进行着。更进一步，我相信呼罗珊的部落联盟被大大地夸张了。而另一方面，定居的阿拉伯人以及他们非阿拉伯人的伙伴的经济利益，实际上受到了忽视。在我看来，呼罗珊的阿拉伯人关注贸易、纺织和其他工业的程度，如不更大，也等同于因部落联系他们摇摆于支持或反对某些倭马亚政策之间的程度。我不想否定部落斗争的意义，但我相信作为宗教的伊斯兰和它所具有的特殊经济利益，在伊斯兰史的早期评价中两者都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最终，阿拔斯哈里发国家的建立，在我看来，代表了倭马亚时代潮流的继续。这些潮流在所有的小王朝中作为一种宗教、文化或文明，推动着伊斯兰的国际化。关于对波斯人试图推翻伊斯兰即阿拉伯人并怀着使伊斯兰伊朗化的目的的指控，正象反对阿福兴的牵强的罪名一样。在哈里发穆尔台绥木时代（841AD），对他进行了审判。 根据他的部下从费尔干那写给他的信中使用了粟特语头街By w Xwt'w（“主”）或Byn By（字面意思“众神之神”），他被指控为自诩神圣。实际上，阿福兴的辨驳是正确的，他认为这只不过是渊自伊朗语的一种称呼而已，就象现代突厥语中的Bey或Bay一样。我并不是说没有反对阿拉伯或伊斯兰的波斯人，因为在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这方面的佐证。但是，首先这两种立场不能混淆。其次，很多赞扬酒和琐罗亚斯特的诗人以它们为象征，不能因此把他们一概诋毁为反穆斯林。换句话说，我认为形势远比画一幅黑白分明的图画要复杂的多，象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考虑到在中世纪的欧洲，阿拉伯语上升到一种与拉丁语平行的世界性语言的地位，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对伊斯兰史进行再次的考察，拉丁语不再是仅为意大利人独有的财产，正象阿拉伯语不仅仅只是阿拉伯人的所有一样。我还认为，希提的《阿拉伯通史》和威尔逊·毕塞的《阿拉伯帝国的背景与发展》这类题目的英文书，用于整个伊斯兰世界，已经过时。另一方面，由尼古拉·雅德编辑，在贝鲁特即将用英文出版的一系列书籍，把阿拉伯人与具有完全的伊斯兰身份区分开来，是合情合理的。
    我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凑巧正是现在伊斯兰史的热门话题。城市主义的问题占据着历史学家以及近东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头脑至少已10年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国际会议曾于1965年夏，在奥克斯福德的芝加哥大学，1966年秋加利福尼亚的柏克利召开过。对马穆路克人和其他人统治时期的巴格达、迪雅拉盆地、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研究以及另外一些研究，已用英文或别的欧洲文字出版了。从这些出版物，可以得出几个有趣的概括。似乎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巴格达，以及模仿首都的城市扣赖依、纳沙浦和布哈拉，它们在伊斯兰阶段规模发展宏大。巴格达可能是近东第一个真正的大都市，为了维持首都的生活，它需要从许多地方得到供给。在纳沙浦情形也一样，只是规模要小一些。我们估且把阿拔斯时代描绘成伟大的城市化时代，或过度城市化时代。一旦通向布韦希朝的混乱阶段忽视了灌溉工程，加之突厥人的到来，为首都提供供给的体系便垮了。结果造成巴格达人口下降。在省级中心，这种情况也同样出现过。
    我想提出这样的建议，至少近东东部地区的城市化巨大扩展，受到上面提及的潮流的促进。也就是说，定居阿拉伯人与当地人在开发地方工业和贸易上有着愉快的合作。似乎有过一个因偏重城市活动而对土地完全忽略的时期，它造成了一个沉重的高度城市文明，当土地与城市之间的平衡被打乱之后，这种文明就坍塌了。很明显，我们需要对阿拔斯哈里发国家各个部分进行更多的研究，以便确定贯通帝国各地的人口统计和经济发展。我们特别需要关于阿拔斯时期的经济史的专论文章。做过这些研究之后，我们将不得不修正关于早期伊斯兰史的观点。
    关于城市主义和上面论及的第一个问题，即在倭马亚和早期阿拔斯这两个哈里发国家中，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要提出对早期伊斯兰史进行再考察时，城市编年史的重要性。或许大家都听说过伊朗有大量用阿拉伯文写成的城市史，内中大部为波斯文译本，如象库姆、加兹温、伊斯法罕、纳沙浦、布哈拉、贝哈克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历史记载。它们中大部分是城市学者的传记，是些篇幅短小的文章。但是从一个城市的学者名单上，我们可以复原出许多有意思的材料。例如城市不同部分的构成，象纳沙浦的罕百里派区。更进一步，我们可以搜集到一个城市上层阶级的构成的有趣资料。如从塔里克·依百哈克（现呼罗珊的苏布萨瓦），我们可以看到上层人士大多声称自己是征服时期定居在这里的阿拉伯家族的后裔，而一小部分则自称来自萨珊家族。我提议进一步对城市编年史加以研究，这样可以揭示出许多阿拔斯时代的伊朗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