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欧诸国肇端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波及整个欧洲的产业革命，又一次实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巨大飞跃。它不仅从整体上改变了世界历史格局，而且向人们昭示了近代社会的发展趋向。
    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一经产生，就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强力，以其不可逆转的势头迅猛地向外扩散，向所有的传统社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正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①到19世纪中期，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浪潮已经开始频频冲刷日本列岛的堤岸，在传统农业社会与近代工业文明之间，日本正面临着严峻的历史性选择。
    一祸起萧墙：日本封建社会末期各种矛盾的剧烈激化
    在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浪潮涌来之前，日本的封建社会业已表现出“心力衰竭”的征兆，而且这种危机“比其它亚洲国家都深刻”。②
    众所周知，在日本，从18世纪初叶起，就开始在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因素，即商业性农业和农村手工业。最初，它们作为封建经济的一种补充而存在，“还没有显示出激烈的矛盾对立”。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封建经济“和平共处”，甚至给日本封建社会带来某些繁荣的表征。然而，这种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商业性农业和农村手工业的内部张力，无时无刻不在蚕食着日本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瓦解着日本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积累着不可忽视的社会效应，直至旧的社会框架再也无法容纳新的社会生活内容。
    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商业性农业、农村手工业以及社会分工的进化，自然会促进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进而是商业资本的积累和扩大。而商业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对封建社会的财富分配和封建社会的所有制，则产生了更明显的破坏和解体作用。它不仅通过对农民经济的侵蚀，破坏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剥离了部分下级武士同封建幕府之间的联系，促成了他们向资产阶级的蜕变。同时，也颠倒了日本封建社会的“四民”等级，以大商人高利贷资本为代表的“町人”势力越益膨胀，而封建幕府和封建领主却日趋衰落。到18世纪末期，日本全国财富的15／16已被大商人高利贷资本所占有。许多大名、武士，甚至幕府本身都成为其债务人，故而当时流传着“大阪豪商一怒，天下大名惊惧”的话。到19世纪中期，大商人高利贷资本在经济地位上已明显地“凌驾于一般的领主阶层”。④
    在经济利益发生“倾斜”的时候，封建幕府为了“保持固有基础”，⑤不是做出积极的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发展特点的尝试，而是采取了强化封建制度的“逆改革”措施，诸如重新加强自然经济，解散特种商会，制造劣币等等。这种做法不仅没有补救其财政上“俄然告穷”的窘境和阻止其日趋没落的趋势，反而更加剧了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混乱。对此，日本著名经论家蒲生君平曾做了如下描述：现今“上之诸侯尽弱，下之百姓咸穷。上下嗷嗷，唯财用之不给……其为弊也，可谓极矣。”⑥“町人”造反，农民起义，下级武士“恨主如仇”，各种矛盾已经“极度深刻化”。⑦幕府封建统治的周围环境正在坍塌，日本面临着深刻的社会重组。
    德川幕府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又进一步导致了日本封建社会原有矛盾的日益外露，并且趋于白热化。
    作为封建国家，日本固然同其它封建国家一样，具有许多共通的特征，即专制性、等级性和封闭性。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又造成了日本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性。
    其一，是权力结构的矛盾性，德川幕府封建统治的权力结构是“幕藩体制”。在整个江户时代，由德川家世袭的历代将军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在将军之下又分封270家大名，俗称300诸侯。幕府对各藩的控制手段主要是：（1）实行“参觐交代制”；（2）禁止诸藩在各要隘设置关卡；（3）经常秘密地派巡察使视察藩政，对藩主进行监视；（4）利用各种机会，以没收、削减封邑、 转移封地等方法削弱诸藩实力。
    诸藩在绝对效忠幕府的前提下，政治上实际是半独立的。各藩主在自己的封邑内拥有司法、行政、军事和财政大权。在某种意义上，将军不过是全国最大的大名；幕府也不过是直接控制着全国20％土地的相对中央集权。正像美国学者所说：“日本政权的分散程度比较大，它松松散散，分成许多领地。”⑧加之日本岛屿上的主要山脉又将平原分割成若干小块，这也限制了中央集权的发展。事实上，在整个封建社会，日本的中央集权并不很发达。它于公元7世纪实行大化改新，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但公元9世纪后便陷入分裂状态，形成60多个细小部分。有的历史学家用“一条政治上杂乱拼缝的坐褥”来形象喻出中世纪初期欧洲的政治地图，日本又何尝不是这样。1467年日本爆发“应仁之乱”时，以细川氏纠集24个国家为一方，山名氏纠集20个国家为另一方，这是一幅何等混乱的历史图画，直到1582年尾张国的织田信长才统一了当时68个国家中的30个。尽管德川幕府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在日本，中央集权的统一理想同地方自治”之间依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⑨大小诸候仍然处于“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的封建割剧局面。尤其是远距幕府权力中心的西南各藩，当初就拒不归顺德川家康，一直毫不讳言对德川氏的怨愤。他们曾不顾对外贸易的禁令，继续维持与国外的通商关系。这虽非明显的政治对立，但足见强藩对幕府的蔑视。
    其二，是社会心态的矛盾性。日本固有的早期宗教是“神教”，核心是宣扬日本为“神国”。日本历代天皇和统治阶级就是利用这一点，编造了“神道开国”的历史。《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中用大量的篇幅把天皇的祖先说成是日本众神之主，其子孙是“天子天孙”，以此作为天皇理应拥有政权的根据。从此，天皇是神，君权受命于天的观念也就借助专制主义的长期统治成为日本社会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了，“天皇的概念深深地植于日本的土壤，并对人民的信念具有深远的影响”。⑩在人们的潜意识中“皇位是不可侵犯的，因为在天皇的血脉中有着天照大神的血液”。（11）后来，尽管皇权衰微，天皇隐翳，但在政治上“他仍然是一切权力的渊源”。（12）保持着至高无尚的权威，甚至历代将军的“征夷大将军”的称号也仍然由天皇御封。德川历代将军也时常宣称“忠于”天皇，并企图以天皇的传统权威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这恰恰是“把矛盾带到体制中来了”。（13）
    德川幕府强调“忠义”之道和“大义名分”，但他自身对待天皇却没有履行君臣上下的“大义”，而是越俎代包，独揽大权，致使皇权旁落。这“在对内关系中，就发生了最高权力何在的问题”，造成了日本社会心态的巨大矛盾，人们时常“对哪些人应该获得忠诚表示疑问”，使幕府“在意识形态方面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14）
    实际上，幕府体制是一个极其矛盾的组合体。这种矛盾在德川时代初始时期还是内隐的，尚不易为人们所察觉，这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1）日本属于单一民族，有强烈的集团意识；（2）日本很少有外来势力的威胁，各种矛盾尚未激化； （3）国内各种势力彼此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均衡状态尚未打破。所以，德川幕府得以安稳地渡过了200多个没有异态压力的平静年头。但是这种内在的矛盾孕育着社会发展的重要变数，当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受到挑战时，它无法保存其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