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正视现实：从“锁国”走向“开国”
    马克思在给人类社会下定义时，曾经特别强调过交往的意义。他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26）在多样化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格局中，社会的开放促进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各个国家或地区正是在不断地同周围环境的相互交往中发展起来的。可是，日本德川幕府却关闭国门，把自己反锁于孤立的岛国之上，长眠于幽幽的锁国梦幻之中。
    从交往的理论来看，在社会的封闭状态下，由于丧失了与其它社会的交往机会，缺乏强有力的外界信息的刺激，社会生产只能局限于自身的循环性简单生产，无法实现生产和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从而导致社会的停滞。闭关自守和拒绝一切外来文明的“锁国”政策贻害无穷。使本来就已经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日本，进一步被西方近代化的发展远远抛在后面。正如奥查德所说：“18世纪的日本不应和18世纪工业革命前的英国相比，而只能和农业占压倒优势、家庭手工业非常普遍的16世纪的都铎英国相比。”（27）经济的严重落后，最终导致了19世纪的国势阽危，日本不得不承受现实的冷酷的报复。
    1844年，荷兰海军上校科普斯率军舰“帕兰邦”号驶入日本长崎港，给日本幕府带来了荷兰国王的亲笔信，提醒日本注意“英国国王向中华帝国出兵而发出激战之情况（指1840年鸦片战争），并警告日本政府如果仍拘泥锁国旧习，必将重蹈中国之覆辙”，“亦将罹此种灾难”。敦促日本迅速开国。
    鸦片战争的消息，引起了日本的巨大震动。朝野上下，或上书献计，或著书警世，大声疾呼“今清国大乱，难保何时不波及日本”。（28）当时在幕府总理政务的“老中”水野忠邦就认为，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为此，日本急欲从鸦片战争中汲取教训。集中到一点，便是日本人普遍感到，正因为中国统治者妄尊自大，闭目塞听，所以才遭到如此惨败。正像斋藤正谦所言：“清国自称中夏，把外国视为禽兽，然而这些国家机智敏捷，机器出色，清国却没有任何防备。外国乘船海上纵横，清国反受他们凌辱。”（29）吉田松阴则进一步批判了幕府的锁国政策，他十分形象地指出：“锁国犹如一人被围，须留意前后，注视左右，昼夜不得安寝，每每终于气力松懈，而遭俘获。一时之战略虽可应付，然就长远而言，若始终仅仅竭尽财力于海岸之防守，则可致国贫民穷，大敌来犯时，其结果亦将与一人之被围者同“锁国”诚为失策”。（30）
    在中国鸦片战争的影响下，德川幕府犹如大梦初醒，开始意识到现存世界行将受西方规定的秩序所支配，因此，他们“察天下之时运与世界之情势”，一面加强海防，一面研究放开国禁的对策。
    1853年，终于发生了美国海军准将培理率舰开进江户的事件。此行，培理带来了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国的国书，并扬言要以武力为后盾强制日本开国。德川幕府迫于形势接受了美国国书，并应诺翌年递交回信。届时，培理舰队再度来日。为了避免重蹈中国的覆辙，日本不得不做出让步，于是“打破了两个多世纪的传统而与美国缔结了日美亲善条约，开放了下田、函馆两港”。（31）1858年幕府又陆续同美国、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签订了《修好通商条约》，从此，日本向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敞开了国门，初步完成了开国的历程。
    当时，尽管日本也交织着“攘夷论”者的意见，认为在西方各国的军事压力之下实行开国，有损于国家的独立，从而主张赶走洋人，排除西方国家的军事压力，但是，“下关战争”和“萨英战争”的失败，也使他们醒悟了今日之天下“已非复攘夷”，而“趋向于开国”。（22）后来曾担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于1863年留学英国，目睹西方的情况后，深刻地体察了日本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巨大差距，痛感“攘夷”是轻率的。（23）从而，具有积极意义的开国要求逐渐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正因为如此，日本以积极的态度制定了开国决策，并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的开国措施。具体办法是：（1）1860年2月，幕府派出了以新见正兴和村垣范正为正副使节，由81人组成的开国后第一个访问国外的代表团；（2）向荷兰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1866年4月，幕府又发布命令，允许自由到海外去贸易和留学；（3）与开国相适应，整顿了外交机构，废除海防挂，任命外国奉行，专门掌管外交事务和对外贸易；（4）在原有机构的基础上，扩充设置“蕃书调所”， 培养外事和西学研究人才。上述措施的实行，宣告了日本长达200余年的“锁国”体制的彻底崩溃。当时，国际上对幕府的这一系列开国政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正像英国布郎所说，这些政策“是这个国家的政府迄今所采取的最积极的政策”。这是“日本历史踏入新时代的证明，它意味着统治者排外思想的没落”，更是“这个国家的人们从过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走向解放的巨大进步的标志”。（34）
    对日本来说，开国的历程虽然带有一些屈辱性质，但它却与中国不同。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已经给日本敲响了警钟，提供了前车之鉴。日本汲取了中国清政府失败的教训，有了一定程度的思想准备。因此，他们能够一方面逐步接受开国要求，及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另一方面又可以加紧改革和充实国防，以避免毁灭性打击。这样，即使日本也是在西方武力胁迫下被动开国的，但却避免了大规模战争的破坏，更没有遭到割地赔款的厄运，从而顺利地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危机，为明治维新的历史性选择与变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如吉田茂所说：“日本是在外国的压力下才被迫开放门户的，但是一旦决定开放之后，便在回敬西方的冲击中显示出敢于冒险的气魂和能力。”（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