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工业文明东渐唤起日本民族的自觉
    幕末，日本社会尽管存在着许多矛盾，但是在19世纪上半叶尚未表现出旋即崩溃的迹象；尽管要求社会变革的因素在成长，但是在“锁国”体制下，人们还没有达到有意识地对传统进行反省的理性高度，更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目标，他们只是在本能的漩涡中，感到迷惘、困惑和苦涩。倘若日本能够继续保持孤立，这个制度或许还可以维持和残喘。然而，19世纪后半叶，使“天下动摇之预兆”由“逐渐”发展而变得急剧起来的，则是“西欧缓缓袭来的对日本的冲击”。（15）蒸汽船开始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携至日本，将日本民族推到了社会历史发展中无法回避的十字路口。
    （一）日本接触西方文明的序幕：火药枪和天主教的传入
    日本传统价值观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认同外来文明的尊崇价值观和功利现实的拿来主义价值观，（16）是在学习和移植中国文明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价值观念在两种异质文明接触并产生鲜明的比照中，会产生一种内在的驱力，决定固守或是改变对某一特定的文明对象的取舍。
    对日本来说，输入现成的高层次的文明来促进自身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日本民族由于对中国文明的认同和崇尚，使其好奇心和求知欲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倾注在璀璨的中国文明上。但是，日本民族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发展必然仰赖于能够推进其社会进步的外来文明的哺育和充实，而功利的价值取向又规定了日本民族崇尚的文明对象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以文明层次的高低、优劣以及对自身需要的满足程度为转移的。这种视满足程度为转移的价值欲求使其能够从一种特定文明转向另一种特定文明。16世纪中期，日本民族在接触西方文明时所表现的愕然与激动，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1543年，由葡萄牙人把火药枪传到了日本，它用无声的语言向日本社会传递了西方文明的信息，揭开了日本接触西方文明的序幕。当火药枪传至日本不逾数年，这种欧式武器及制造方法便普及日本。对此，英国历史学家萨索姆曾评论说：“1543年葡萄牙人航行到日本，给日本人带来了火枪。据闻当时引起了日本人极大兴趣，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虔诚地迎接葡萄牙人。我认为这并非虚构夸张，而正好说明了16世纪日本文明的特征，说明了当时日本文明与中国和印度的文明已有明显的差别。”（17）
    当时，以天主教为主体的西方观念形态在日本也同样得到了迅速传播。当然，尽管天主教也曾给日本的历史以很大的影响，但其内容与同实验科学结合起来的“兰学”西方文明不同，它已是进入颓废时期的宗教文明，其作用不应估计过高。况且，天主教宣传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与日本封建社会实行的等级森严的身份制发生了牴牾，因此，日本幕府异常惊恐，慌忙采取了“禁教”政策，驱逐外国传教土，强迫教徒改宗，严禁天主教散播，继而又宣布“锁国”，拒绝接受一切西方文明。
    不过，16世纪中叶和17世纪初期，日本民族在同西方文明的初次接触中已经显示出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这种接触虽然是短暂的，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也是朦胧的，但却表现出了对新式文明的向往和欲求，并极力“将其引入”，（18）只是由于明显的政治色彩夭折。“锁国”以后，日本人民了解世界的视线被遮挡了，日本进入了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封闭时期。
    （二）从“兰学”到“洋学”：幕末日本人西洋观的变迁
    由于锁国，日本人民了解世界发展态势的视线被遮挡了，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扩散和世界一体化的进程是落后民族所无法阻碍的，在其面前，一切“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9）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必然东渐，日本也难于逃脱这一“东渐”的大潮。与此同时，日本民族对外来文明向往的热切愿望也是不可遏止的，一些先进的日本知识分子透过“锁国”的厚重帷幕，利用一切缝隙，拚命吸吮着从西方吹来的新风。正如一个英国外交官所言：“希望知道神秘的海外世界的愿望，已经在一部分下级武士中出现，既在地位较高的人里面，也在暗中增多。”（20）于是，西方文明又开始浸入日本的土地，这就是“兰学”的悄然兴起。
    日本民族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初，他们还只看到了西方文明物质表层的优越性。杉田玄白在他的《兰学事始》一书中就颇有感概地写道：“世人遂对该国（荷兰）远来之物感到新奇，喜爱其舶来之一切珍品，不论多少，闻稍有好事者无不常搜集之。”人们“深为这些东西之奇巧所吸引，赞叹其穷理之微妙”。（21）日本民族从这些器物中感悟到了新文明时代跳动的脉搏，再度激活了日本民族向往新文明的热情，从此，“兰学”在日本迅速普及。
    就一个社会整体而言，接受一个新的文明对象，一般总要经历从学习文明物质表层的外显部分，到学习文明内隐部分这样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兰学”时期，日本尚处于前一阶段。就连较为激进的新井白石在承认西方文明物质表层的优越性时，仍然坚持所谓“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的划分。认为“形器”--即科学技术方面虽然西方达到了比较先进的水平，但在哲理与人伦方面还是日本原有的“儒学”远远优越于西方。可以看出，此时日本对西方的兴趣中，尚未包含追求更高远的社会目标。
    然而，随着“兰学”的日益传播，人们的目光并没有滞留于西方文明的物质表层，而是渐渐地从西方的“形而下”之道，发展到“形而上”之道，开始出现了向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各个方面纵伸展开的趋势。本多利明就指出：“国土之贫富强弱皆在于制度与教士。”他认为英国虽地处孤岛，气候寒冷，物产匮乏，但终于能成为强国，其原因就在于大力发展生产与推进海外贸易的“劝业制度”与“海洋海渡制度”。（22）这是日本进步知识分子在认识上完成的一个巨大飞跃。他们已从倾慕西方的“精湛技艺”到意欲探究西方社会更丰富的内涵。认识到创造性地孕育和利用科学技术是与西方社会制度的效能有密切关联的。
    至19世纪中叶，美国率先以武力胁迫日本开放国门，接踵而来的英、法、俄、德等国势力，在染指日本的同时，也携入了各自的科学技术和文物制度，于是，在日本又掀起了以这些国家语言为媒介的移植研究西方学术的热潮，即所称“洋学”。与“兰学”相比，“洋学”的发展更是轰轰烈烈。对此，西方学者赞誉到：“日本洋学的发展的确是世界文化交流中最值得惊叹的一章。”不仅如此，这时的人们更觉察到了西方文明的深刻内涵，认识到学习西方文物制度的重要性。横井小楠在1860年写的《国是三论》中就对西方各国的社会制度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英国战胜清朝，除因国富兵强外，还在于实行了议会政治，统一了民心。在英吉利，政体一本民情，官吏之所为，无论大小，必议于民，随其所便，不强其不悦”。（23）而这正是骄惰傲慢的清王朝和以“霸府之权柄”行“便利私营”的德川氏所不及的。象横井小楠这样的有识之士在日本还有许多。他们深刻地感到“彼之文物制度颇有优于我处，乃隐怀移植之愿望”。（24）这种认识在逻辑上的必然发展是肯定资本主义，否定封建主义。日本下级武士中的很多知识分子正是如此走上改革之路，充当了明治维新的领导人。
    这一认识上的巨大飞跃，是日本近代思想形成和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链条。他们通过对西方文明漫长的考察、爬梳和识别，从作为技术观念的文明起步，最终追溯到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制度，从而使选择的目标日趋明朗，这就是“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25）依据日本幕末对西方文明认识上的演化，我们或可不过分地做出结论，幕末日本对西方文明观念的转变可谓日本选择近代化道路的肥料和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