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王政复古”：日本封建制度的“柔性瓦解”与新政权的一朝建立
    为了免遭中国的厄运，日本断然实行了开国。对于德川幕府，开国本是“一新”的机会，然而，腐朽的幕府只着眼于社会系统的相当短期的行为，企图尽可能“垄断开国的成果”，（36）以此来摆脱国内的政治与经济危机，而不是将其作为对日本社会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契机。所以，日本的开国历程的完成，也预示着德川幕府封建体制末日的加速到来。
    马克思在评论封建中国的开港问题时曾经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37）马克思的这段话在一定意义上也适用于开国后的日本。长期以来，日本封建经济很少同国外市场发生联系，而“日本的开国，意味着日本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38）这就使日本突然面临着进出口贸易激增的局面。当时，尚处于落后地位的日本还不可能自由地开辟世界市场，而世界资本主义商人却为开辟日本市场纷至沓来。于是，廉价的外国商品大量涌入，日本的黄金大量外流，原有的经济秩序被打破。这就更加重了德川幕府的财政危机和庶民百姓生活的急剧恶化，日本陷于更深刻的社会危机之中。德川幕府因无力解决各种矛盾而瘫痪，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成为燃眉之需。当时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在谈及日本的国内形势时说道：大变化“使整个封建势力被深刻地摇撼，它的政治社会机构在和欧洲短暂的接触冲击下被粉碎。在骚乱、暴力、流血中不断进行。新的社会基础能否建立，不得不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知道，思想文化观念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历史是人的活动的产物，而人是有意识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如何，对于他们的活动、活动的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一旦新的思想得到散播，就会催发新的社会期望，唤醒和鼓舞人们去打破一个旧制度，创造一个新社会。尽管日本在德川幕府体制下完成了开国历程，但是具有新思维的人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要求变法和图强，要求做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选择，即“建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39）然而，“如今之幕府，早如醉人，已扶持无术，唯寄希望于草莽崛起之人”。这样，伴随着日本的“开国”，“尊王倒幕”便成为日本国内政治斗争发展的总趋势。用明治维新的当事者大限重信的话说：“嘉永六年（1853年）美使航至，中外形势俄然一变，渐推移而政权还归天皇。遂为维新之变革。倘令此变革但由国中情势，如武家之格又争夺政权，则虽使德川将军离其政权，亦将有取而代之者。……唯世界大势外部之刺激，不容此旧剧之再演。”因此他认为：“维新之变革，起于志士之爱国心，改革旧物，以图国家之隆兴。”（40）最后，日本终于以“王政复古”。“幕府将军和平还政于天皇”（41）的“柔性瓦解”方式结束了德川幕府的政治生命，建立了维新政权。尽管在此期间发生了“戊辰战争”，但并没有给日本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的破坏（不象中国的权力转移必然造成社会的剧烈动荡，甚至“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鲁迅语），从而，它为日本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几点益处。即明治政府获得了有效的内部调整时间，能够即刻转入对社会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系统改革，此其一；它没有造成日本社会进步因素积累过程的中断，使明治政府得以有效地利用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切成果，此其二；旧幕府中许多有能力的重臣在新政府中继续留用，并委以重任，这就在社会的急剧变革中缓解了新旧势力的尖锐矛盾与冲突，此其三。
    那么，日本为什么能够实现封建制度的柔性瓦解呢？概其要者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武士阶层从封建营垒的游离，使社会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倾斜。武士阶层原属于封建的范畴，属于封建剥削者的营垒。但是，幕末时期封建经济的衰微与瓦解，将他们逐渐从封建营垒中游离、分化出来；西方文明的潮流，又将他们逐步冲入资本主义经济和精神范畴之中。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在跳出个人天地的圈子，思考国家、民族出路的问题时，逐步看清了国家的险恶环境，立志变法图强，终于从封建统治的卫道士蜕变成封建社会的掘墓人和“维新的最热诚的斗士”。（42）况且，他们不是个别人，而是一大批，一个集团，至少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集团。这个集团背后，又有着雄厚的社会基础：数十万日趋贫困、破产的下级武士，连同其家属不下一两百万人。这是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东方国家所没有的。这样，武士阶层政治态度和伦理道德的变化，就使日本整个社会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倾斜，封建幕府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2）幕藩体制内部出现了巨大分裂，西南强藩的崛起，成为倒幕运动的依托。如前所述，在幕藩体制下，西南强藩一直对中央幕府怀有二心，毫不讳言对德川氏的怨愤。所以，他们借19世纪40年代幕府实行“天保改革”之机，反其道而行之，进行了一系列进步的藩政改革，尤其在军事近代化方面“着了先鞭”（43），壮大了实力，并公开与幕府分庭抗礼。尤其是萨摩与长州藩结成倒幕联盟，进而在西南强藩中实现了更为广泛的联合，成为倒幕运动成功的可靠依托。正如岩仓所言，萨长二藩的联合，如龙似虎，是讨幕必胜的可靠保证。（3）倒幕运动的领导者，利用幕府制度下矛盾的社会心态，把天皇做为一种政治工具，揭橥“尊王”的旗号，极大地增强了倒幕运动的感召力。“尊王讨幕”早有社会基础。就在农民斗争摇撼着封建制度的1750年至1760年代，儒学者山县大贰在江户著书《柳子新论》，宣传尊王斥霸和大义名分的思想。另一儒学者竹内式部也认为：“如天子勉励诸臣一律致力于学问，备常王之道，则天下万民皆服其德，归心于天子，自然将军亦必定奉还天下之大政，乃成公家之天下，实易如反掌。”（44）正是揭橥“尊王”的旗号，倒幕运动方具有了更大的感召力，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反幕势力，使“全国的智力整个地指向了这个目标，终于在庆应末年完成了革命大业。”（45）（4）倒幕派领导人靠敏锐的政治机智，以武力为后盾，迫使幕府将军“辞官纳地”，从根本上摧毁了幕府的政治与经济实力。1867年11月，幕府将军向朝廷请求“奉还大政”，幕府的这一举动，不过是换汤不换药，企图抬出天皇来继续维持其封建统治。在德川幕府看来，天皇的“朝廷”不掌握实权，相反地德川家仍然拥有庞大的幕府领地和相当丰厚的财力。“百足之虫，虽死不僵”。“奉还大政”后，德川幕府仍然支撑旧日江山。然而，足智多谋的倒幕派领袖岩仓具视及大久保利通、西乡隆胜等人识破了幕府的韬晦之计，发动政变，宣布“王政复古”，取代德川幕府的新政权宣告成立。当然，“政变决不是倒幕的终局，而是真正的序幕”，倒幕派以武力为后盾又迫使德川庆喜“辞官纳地”，从根本上摧毁了幕府的政治与经济实力，跨出了废止封建制度的关键性一步。此后，尽管发生了“戊辰战争”，但幕府军队早已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德川庆喜投降，幕府统治彻底垮台。接着，倒幕派的领袖们又适应形势的发展，及时地将“尊王倒幕”调整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以便推进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近代化道路。这些政策，充分体现了日本民族的愿望，反映了日本近代化的客观需求，因此，吸引了一切爱国的政治势力，使日本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过渡。
    总而言之，在日本面临历史性的抉择面前，日本民族以思想的变迁为前提，以对外开放为契机，加之倒幕派的领导者有效地利用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以极其巧妙的方式改变了政权的性质，为日本向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过渡创造了条件，对日本民族的近代抉择与历史进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此，日本民族开始渐渐地告别古色苍然的农业社会，以全新的姿态投入了近代化的浪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