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研究俄国村社问题时曾论述，“农民的利益没有超出附近村庄的范围，他们不需要同其它各地区的手工业者接触，他们害怕竞争就象怕火一样，他们这种因循守旧的生活是经不起任何人和任何事物惊扰的”（12）。
    特点之三即是俄国农民浓厚的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意识。村社是一个典型的宗法组织，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是维持村社内部秩序的公认原则，也是村社成员信奉的美德。尽管后来阶级压迫取代了平等互助，私有制取代了原始公有制，然而村社精神和原则却保存下来。恩格斯曾称“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村社保留至今的欧洲唯一国家”（13）。俄国农民大多数仍把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奉为皋壁，把这种思想升华为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最终在政治上，专制主义取代民主主义；在社会关系里，集体统一意志取代个人独立性；在经济生活中，个人创造力和奋斗精神受到极大压抑。总之俄罗斯农民群体的经济行为和价值观念根植于自然经济和专制主义土壤之上，负承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影响，世代相袭，日臻深厚。
    三
    现代化是一场历史性变革，它将毫无例外地波及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到19世纪60年代，俄国农奴制终于被废除，俄国在落后于西欧近一个世纪后，终于艰难地迈开了现代化的步伐。
    俄国经济现代化包括了整个封建经济体系向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转变。即在经济体制上，由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体制过渡；在经济结构上，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过渡；在经济形态上，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可以想象在俄国这样一个封建传统深厚、现代化起步迟缓的国家里，其现代化任务的艰巨。在其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必然充满落后的生产关系与先进生产关系的激烈冲突，而深存于人们意识之中的封建经济传统也必然要持续地发挥其滞后影响。正如列宁所论：“这个国家的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被资本主义以前的关系特别稠密的网子笼罩着的。”（14）
    农奴制的残余成为俄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严重阻碍。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专制制度统治和地主贵族利益，其改革的保守性和反动性昭然可见。农奴制在俄国保持了长期统治，其影响涉及国民生活各个方面，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的适应。农奴制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可以通过法律予以废除，而它作为一种传统，却难以在短时期根除其影响。改革破坏了劳役制的基础，开始向资本主义雇佣制过渡，然而劳役制的生产方式并未彻底消灭，劳役制的残余--工役制仍顽固地排斥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生产中占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工役制下，农民仍要用自己的工具为地主耕种，收成大部分交给地主以及承担繁重的赋税徭役。农民仍然被束缚在土地之上，农奴制的超经济强制依然存在。工役制成为徭役制的再版，自然地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阻碍。
    1861年颁布的《赎地法》规定，农民在未交清份地赎金前，不得离开村社，无权自由流动。于是刚刚从农奴主奴役下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又被套上了村社的绳索。农民迫于工役制和村社制度的束缚，不能自由迁居、择业，也就不能为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提供急需的雇佣劳动力。财政部1880年的报告中承认：“所有直接税和负担都和先前一样落在农民身上，阻碍他们的福利和事业的正常发展”（15）。农奴制残余影响深远，最终使俄国的农业经济走上了“普鲁士式”缓慢发展的道路。同时，农奴制残余和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也自然要渗透到资本主义工业中，如许多私人企业家仍继续沿用封建超经济强制式的管理生产方式。苏联学者基塔尼娜认为：“俄国垄断资本上层分子发财致富的基础，不仅仅是垄断利润，而且在较大程度上靠着封建的剥削方式”（16）。
    国家超常干预的经济传统严重地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成熟和长远发展。在俄国，传统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合二为一，中央集权的政治管理系统不仅控制着国家的政治事务，而且还事无巨细地管理着国家的其他事务，特别是经济事务。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对经济事务实行超常干预，最终经济政治一体化，成为俄国一大传统。这种国家干预经济的机制，在某些历史时期，对经济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但是从经济学角度看，国家超常干预根本违背了经济独立发展的固有规律，妨碍了经济结构的自行调适和经济发展的自创能力。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起步较晚，资金积累、市场销售及竞争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不足，因此在俄国工业化初期，国家干预机制仍起到重要作用。沙皇政府推行保护和鼓励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如大量引进外资、扩大铁路建设、提高关税率、增加官方定货等。1892年的关税改革使资产阶级受益非浅，莫斯科工商业界领袖莫罗佐夫曾满怀感激地表示：“君主的恩惠在提高20％的关税中升高了”（17）。政府干预经济和扶植发展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造成了资产阶级对沙皇政府的经济依赖，导致私营经济官方化和自我发展能力的萎缩，同时也妨碍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成熟，致使其政治主张一贯保守。摆脱对沙皇政府的依赖，使私营经济独立发展，曾经是一些“天真的”经济学家的设想。1903年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报刊上曾向企业家们建议，放眼于有潜力的国内市场，主张：“农民的小屋是最好的市场”（18），但立即遭到企业家们的反对，“梦想将我们的冶金业生产束缚在马掌、铁车轴和马口铁的需求上，这完全不是面对现实的人的想法”（19）。什么是俄国的现实呢？用企业家们的话表述即是“在俄国居民极狭小的需求方式下，官方是产品最主要的需求者，所有的工业部门都要采取措施取得官方的援助和在具备官方定货的条件下生产”（20）。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工商界立即号召工商企业家“必须一秒钟都不要耽误地动员全部工业，必须使一切生产都适应战争的需要”（21），以响应沙皇政府国民经济军事化的要求。这一切都表明长期的依赖关系，已使俄国资产阶级自然地把企业的前途与专制政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的封建文化传统的复兴。其结果必然为俄国的经济现代化设置难以克服的重重障碍，阻碍其正常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