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伦特党和山岳党的斗争中，许多激进的资产阶级妇女以及更大多数的女无套裤党人坚定地站在山岳党一方。和忿激派联系紧密的著名妇女俱乐部“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表现特别活跃。5月19日，这个妇女组织和哥德利埃俱乐部组成的联合代表团到雅各宾俱乐部送交要求彻底行动的蓝皮书，其中第一项就是从国民公会及政府机构中驱逐吉伦特党人。（11）在五月的最后两周里，她们身着红裳，头戴红色自由帽，在她们的会议上、在街头大声诘难伦特党人，并敦促各俱乐部的妇女们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将她们之中的温和派驱除。5月30日，各选区委员会委员、各俱乐部代表以及四十八个区的代表们齐集主教府，宣布起义。“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主席克莱尔·拉孔勃从这时起即留在主教府，她的助手们则奔走于名区之间指挥妇女队伍的行动。“是谁敲响警钟？”一个困恼的吉伦特党代表在暴动开始时问道，旁听席上的妇女高声回答：“是我们！”（12）
    在共和三年芽月12日和牧月1-4日的群众暴动中，妇女所起的作用，几乎和在十月进军中同样显著。1795年3月16日格拉维叶区的妇女聚会最终演化成4月1日的芽月起义。芽月起义遭到镇压后经过短时间的平静又爆发了牧月起义。牧月1日（5月22日）清晨，妇女结成队，在帽子和裙子上缀着起义的两个口号：“面包”和“1793年宪法”，一面敲鼓，一面号召人们武装起来，“向国民公会进军！”男子加入了起义队伍。起义者强行打开武器库把自己武装起来，和成群的国民自卫军武装部队一起闯入国民公会会场，最终以他们众多的人数和鲜明耀眼的武器压服了议会。
    牧月4日警察局的报告中提到：“面包是他们起事的物质原因；但是，1793年的宪法是起事的灵魂。”（13）这说明，尽管当恐怖政策扩大化时，妇女对她们一直追随的雅各宪派也曾感到不满，特别是当艾贝尔派被逮捕审讯时，妇女们感到失望，感到幻灭，但热月党的政策不但使她们失去了面包，还失去了她们曾一度享有的权利，所以她们怀念1793年宪法。正是这些因素使她们在芽月一牧月起义中再次走到队伍的前头。热月党害怕妇女的作用，在牧月4日将起义镇压下去的当天就由国民公会通过严苛的法令：除非得到准许，所有妇女必须返回原籍；自法令张贴后一小时到巴黎恢复政治安定，凡五个以上妇女在街头聚集即予武力驱散或予逮捕。（14）至此，妇女遭到彻底的打击，再不能成为一支政治力量。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观上是由于此时残存的山岳党力量小且软弱，无套裤党人未能像在1789年至1793年间各次起义中所做的那样，至少与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取得并保持真正的联合；各妇女俱乐部在共和二年雾月（1793年10月）横遭解散，妇女失去了组织的力量；历次事件中曾充当革命领导和广大妇女间的联系人，并领导组织妇女群众的那些女英雄，经过1794年秋的清洗的迫害后，或者逃亡，或遭监禁。这些原因使起义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及行动计划，因而尽管范围广泛并富有战斗精神也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更为根本的是客观上的原因，经过了六年动乱的法国，此时需要建立新的秩序，哪怕是比1793年倒退的秩序，而这样既无坚强领导又无明确纲领的起义对于新秩序的建立起了妨碍作用，因而注定了它的失败。
    尽管如此，这是妇女在大革命中最后一次扮演反叛者的角色，她们将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与自由的原则、反映了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的1793年宪法和她们最切身的面包问题并列为起义的口号，表明她们能够将她们的经济要求和新的权利及平等的意识结合起来。妇女在历次革命事件中的表现，说明了大革命中的妇女是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使她们走到革命的急风暴雨中，革命经历又提高了她们的政治觉悟。她们以行动说明自己是具有革命理想并能为革命事业献身的斗士，是推动革命前进的一支巨大力量。
    二、妇女俱乐部及其在最高限价法的实施中的作用
    革命形势的发展给妇女提供了参与俱乐部活动，甚至组织妇女单独的俱乐部的机会。在当时数以千计的俱乐部及公众社团中，许多都接纳妇女成员。一个名为“两性无套裤者社会和谐社”的民众社团明确规定：“将一视同仁地接纳女公民参加本社的爱国主义活动。”（15）妇女单独组成的俱乐部也并不专门讨论妇女问题，而是像男人的政治俱乐部一样大谈国事，并往往采取直接行动来干预国家政治。尤其在1793年雅各宾革命民主专政时期，妇女组织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达其顶峰。
    妇女最早参加的俱乐部是1790年1月成立的“社会俱乐部”。另外，较早期也是影响较广泛的男女混合俱乐部有“男女革命者友爱会”、“宪法保卫者俱乐部”、“雅各宾友爱会”等。最早的妇女单独组织的俱乐部是1789年就成立的“第戎妇女俱乐部”。其它许多城市如贝藏松、波尔多、奥尔良、斯特拉斯堡等也成立了妇女单独的俱乐部。著名妇女运动领袖埃塔·帕尔姆于1791年组织的全国性的妇女俱乐部“真理之友爱国俱乐部”虽然寿命短暂，但因在许多省市都设有分支机构而具有广泛的影响。一般来说，外省俱乐部中的妇女多是中产阶级，巴黎的则通常来自下层。在男女混合俱乐部中，妇女的地位是不明确的。而在单独由妇女组成的俱乐部里，她们是当家作主的人，在这些组织中，她们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她们的组织力量。巴黎的“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就由于它在争取最高限价法的实施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被称为“西方史上第一个妇女大众的政治利益组织”。（16）
    “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是一个女无套裤党人的组织，成员主要是来自面包行列和街头巷尾的普通妇女，代表下层妇女大众的利益。其活动内容虽然也涉及到妇女的平等权利问题，但着重点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方面，特别关注下层妇女最切身的平价食物问题。它将自己的斗争目标和激进资产阶级以及巴黎穷人的利益结合起来，鼓吹生活资料的政治学以及使用恐怖政策来作为政治净化的手段。吉伦特党和山岳党之间的激烈斗争为它提供了发挥政治影响的机会。其组成成分和奋斗目标决定了它和激进左派忿激派的紧密联系，这个联系最终决定了它在山岳党共和国中的兴衰。1793年初的物价上涨来势凶猛，涉及的消费品范围也更广泛，结果引起了广泛持久的群众骚动。2月22日，拉孔勃率领一群妇女到雅各宾俱乐部的会议上要求举行一个“关于对基本消费品进行‘管制’的公众讨论。”与会者有的被限制物价这种想法吓坏了，其中一人说，雅各宾俱乐部的爱国职责是保持安定团结和理智地审查宪法，而不是参与“口粮问题”的讨论。并提议将这些坚持这种“会引起混乱的物价讨论”的妇女开除出公众社团。23日两个妇女代表团为了肥皂涨价到国民公会请愿。24日又有两组妇女来到国民公会递交请愿书，一组是洗衣妇，另一组是在雅各宾俱乐部集会的“革命共和派女公民”。她们要求对物资匮乏和物价上涨采取行动，建议将那些囤积生活必需品的投机者“处以死刑”。她们还威胁说若再不采取措施，她们就要干预对无套裤汉的征兵。25日清晨爆发了真正的群众平价运动，以中心区的女商贩和圣马瑟勒郊区的洗衣妇为首的男女群众冲进杂货铺，强迫店主按骚动者的规定降低物价。他们的共同要求是：惩办王党和贵族；实施社会经济计划以限制囤积投机者；制定“公正”的物价体系，控制市场和物资。甚至在妇女参与政治活动的问题上，他们也找到了共同语言，忿激派领袖雅克·卢写道：“当妇女和无套裤党站在一起时，胜利是确定的。”（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