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和哥德利埃俱乐部组成的联合代表团到雅各宾俱乐部递交一个要求彻底行动的蓝皮书：从国民公会和政府机构中驱逐吉伦特党人；逮捕所有的嫌疑犯并将这些人送交各省和各区的革命法庭处理；组织一支每日支薪的无套裤党军队，由一项摊派到富人头上的税收来支付这支军队的费用；“消灭”那些“攫取了全国财富而让人民饿死的商人贵族”。这一次，雅各宾派的答复不再是冰冷的斥责，而是热情地赞同这个“体现了最纯洁的爱国主义”的意见。他们表示要“让富人出钱”，要和无套裤党人站在一起，和这些“纯洁的、朝气蓬勃的、诚实的无套裤党人并肩战斗以确保自由不致死亡”。（18）雅各宾派的这一转变是从4月12日吉伦特党控告马拉开始的，马拉被捕标志着两党斗争已达公开破裂的程度。为了在这场斗争中确保胜利，山岳党愿意而且也能够利用群众运动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因此他们转而支持忿激派的限价主张以换取民众对他们将吉伦特党逐出国民公会的起义予以支持。这个联盟决定了吉伦特党的倒台。还在5月初“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刚成立时，布里索的报纸《法兰西爱国者》就说：“妇女已在唱着马拉的祷文，等待着吉伦特党的挽歌。”（19）在5月31日-6月2日的起义中，“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甚至比任何男公民团体都更勇于战斗，为从国民公会中清洗吉伦特派立下了汗马功劳。但5月到6月的革命没有解决食品和物价问题。6月至9月间，物价上涨速度越来越快，面包店前排着长龙。忿激派和“贱妇”们对山岳党开始感到不满，不满意山岳党未实行1793年宪法，未兑现他们曾许诺过的“统制经济”及政治恐怖政策。7月15日的马拉被害激起“贱妇”们极大的愤怒，整个夏天，她们一直致力于鼓吹严惩敌人，特别是那些可疑的囤积投机者。“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带领“贱妇”们对国民公会及各级组织施加压力，要求山岳党政府实施“统制经济”及恐怖政策。在一份“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致国民公会的请愿书中，她们要求山岳党政府拿出行动来，“让我们看到那个我们肯定会接受的宪法确实存在并为我们造福。”（20）8月，她们撤回了对山岳党的支持，将其活动场所从雅各宾俱乐部搬到中心市场区的圣厄斯塔什教堂。她们再次和忿激派以及艾贝尔派紧密联系，一道要求绞死囤积者、投机者、“没有心肝”的富人，并抨击雅各宾派虚伪、撒谎、对无套裤党人许空诺。9月2日，在艾贝尔派促使下，雅各宾俱乐部承认“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为其支部。至此，“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的力量达其顶峰。她们起草请愿书，向各社团及国民公会发出呼吁，要求马上实施全面限价法及惩治嫌疑犯条例。她们和其它激进左翼一道向各区大会、公社、雅各宾俱乐部以及国民公会代表施加压力，最终促成了9月的立法：5日通过了扩充革命法庭的法令；9日通过建立革命军队的法令；11日通过了对谷物、面粉和饲料实行全国统一价格的决议；17日通过惩治嫌疑犯条例；21日通过所有妇女在公共场所必须佩戴三色帽徽的法令；最后，29日通过了有名的全面实行最高限价的法令。
    1793年，以“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为首的妇女大众以真正平等的身份，参与了由自主公民创建一个新国家、一个新世界的事业。对于她们的活动，人权区的妇女作出如下评价：“你们打破了偏见的一条锁链，这条锁链将妇女囿于家务劳动的狭窄范围，使二分之一的人处于消极和孤立的境地。对于你们来说，这条锁链已不复存在。你们要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无所建树只会使你们感到恼怒和羞愧。”（21）
    三、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大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平等口号，一开始就有妇女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资产阶级一提出消灭等级特权的要求，同时就出现了妇女的消灭性别特权的呼声。妇女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论为依据，提出了男女平等的要求。尤其在1792年夏季以后，随着大革命的步步深入，“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界线的实际消除，“女公民”这一称呼逐渐普及。至少从理论上说，“女公民”这一称呼意味着女人从此也被接受为享有主权的积极成员，也获得了和男人同等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不同阶层的妇女对平等权利又有不同的理解和强调。
    紧跟着革命带来的新希望，下层妇女发现她们面临许多经济上的问题：随着旧秩序被打破和自由市场经济在法律上的确立，女工匠失去了曾保护其经济利益的妇女行会；由于贵族的大量逃亡，花边业、假发业、制鞋业等奢侈品行业以及服务业的崩溃，使主要从事这些行业的妇女失去了生计；内外战争及商人的囤积投机引起了物资匮乏、通货膨胀。这一切使下层妇女陷入极端窘迫的经济困境。
    她们一方面将其经济上的不幸归结于教育上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则归结于自由市场经济对她们的切身利益的威胁。因此她们对革命政府的要求往往集中于教育、技能训练及工作就业方面。一份第三等级妇女的陈情书说道：“第三等级的妇女生来没有任何财产。她们的教育不是被完全忽略了就是非常欠缺的。”为了成为“受人尊敬的自食其力者”，她们要求接受“适用的技能训练”，还要求接受“启蒙教育”以“摆脱愚昧状态”。（22）在革命初期如潮水般涌来的陈情书、请愿书、小册子及各类报刊中，有很多这类妇女陈诉其苦况并提出要求的文章。有的已超越诉求，从平等权利的角度为妇女利益讲话。1790年，一个名叫雅沃特的妇女写了一本小册子《贫苦劳动妇女的辩护人支持福利法》，提出“革命的结果只是社会精英们受益”。“这些伟人们，他们确实做过一些好事，但和我们并不平等。”她认为革命并没有为贫苦妇女作什么事情，“妇女找不到工作，即使是受过教育的也不行。”“什么工作都是男人干，那怕是妇女干得更好的工作。”她提出“人类的法律应当给她们帮助。”（23）当时很多这类文章均寄望于第三等级的代表，认为和其它等级的代表相比，“第三等级的代表更像是她们的朋友、弟兄，更适于为贫苦人的事业辩护。”（24）
    下层妇女的要求仅得到有限的回应。革命政府考虑过一个大众教育方案，由塔列朗主持。他认为虽然两性均应受教育，但应严格区分适合于不同性别的教育内容。他在1791年9月宣布的《教育法案》中反复声明：“所有公立学校的课程，目的在于教给女孩子家庭生活的德行以及于抚养孩子有用的技艺。”（25）即便是如此有限的妇女教育，也未得到多大发展。1793年，国民公会的亚历山大·德莱尔撤消了妇女中等教育，认为“完全没有必要”。（26）革命政府在帮助那些因奢侈品行业崩溃而受害的妇女方面也不力。在革命初期政府就建立了让男子就业的国家工场，但对建立让妇女就业的国家工场却犹犹豫豫。1790年巴黎市长巴伊虽曾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但差不多两年后才见诸行动，而且是由市政府而非国家当局所为。在这些国家工场里，妇女的工资也比男子的低。由于缺吃少穿的下层妇女首先关心的是她们的温饱问题，因而她们强调的是社会的、经济的平等。实际上，她们的要求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性。她们对于较好的教育及就业机会的要求尚能得到资产阶级政府的容忍及有限的支持，她们对于“经济保护”、“经济平等”的要求，则由于涉及社会制度的根本问题，因而连雅各宾派也不愿支持。仅在1793年4月后一段时期，由于内外矛盾的激化和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她们才在雅各宾专政的革命民主气氛中一定程度地实现了她们的社会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