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孤立派在政府内亦颇有实力。他们渗入内阁、国务院各部门以及军界。1933-1940年的美国副总统民主党人约翰·加纳就是典型的孤立主义者。他和国会中孤立主义议员遥相呼应，给罗斯福制造了极大的压力。加纳扮演了双簧角色，一面以公证人身份与罗斯福共事，一面鼓动国会孤立派向罗斯福发起“最严厉的立法攻击”⑤。在内阁中，陆军部长哈里·伍得林，海军部长查尔斯·爱迪生都是孤立主义者。他们向共和党议员和孤立派报纸透露消息，抵制罗斯福政府的援助英法行动。罗斯福“新政”顾问班子里也有孤立主义者。农业调查委员会主席乔治·皮克和全国复兴总署署长休·约翰逊两人后来都是“美国第一”委员会成员。皮克曾在罗斯福第一任期间就互惠贸易问题与国际派有过争论。政府中孤立派要么直接对抗罗斯福的国际派主张，要么把秘密透露出去，使罗斯福进退维谷。
    4.孤立主义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得到了社会各界支持。和平主义者是孤立主义的最大支持者。他们声势浩大，人员众多，几乎整个30年代都站在孤立派一边，反对国际派的外交政策。1933年就曾有31个和平组织召开全国性和平会议。1921年成立的“防止战争全国委员会”最初以教育界为主，后扩大到社会各阶层。1935年时该委员会下设21个和平组织和10个协作团体，在全国有5个分会， 是最大的和平组织之一⑥。和平主义运动在30年代风起云涌，通过示威游行、联名写信、发电报和散发传单等形式，向一切卷入战争的倾向施加压力。从国会议员的地方色彩上看，中西部议员绝大多数都持有孤立主义观点。因此，可以认为中西部地区是孤立主义的摇篮。在企业界，支持孤立主义观点的以中小企业居多，但也有个别大企业，如“汽车大王”福特汽车公司。亨利·福特本人与孤立派联系密切，特别是和“美国第一”委员会主席罗伯特·伍德、孤立派宣传干将林白等人私交笃厚。他不但出钱赞助“美国第一”委员会，而且还为其在工业界大肆宣传⑦。从党派上看，孤立派主要在共和党内。其他党派如进步党、社会党等也大多支持孤立主义观点，甚至美国共产党在苏德条约签订到苏德战争爆发期间也支持孤立主义观点。此外，天主教和路德教徒主张反对介入欧洲事务，德裔、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美国人反对援助英法。据1937年的民意测验表明，支持孤立主义的美国人达70％以上⑧。
    5.孤立主义组织纷纷出笼，与国会和政府内的孤立派里应外合。30年代的孤立主义组织五花八门，主要有美国退伍军人团、公民不参战委员会、美国和平运动防止战争会议、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同盟，以及“美国第一”委员会等。其中以“美国第一”委员会的影响最大。该组织的全国委员会虽然直到1940年才成立，但毕竟是30年代孤立主义盛行的产物。“美国第一”最盛时，在全国有分会450个，会员达80-85万人⑨。这些组织公开宣传孤立主义观点，攻击国际派的外交政策，并以其观点向国会和政府施加压力。闻名一时的军火贸易调查就是“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同盟”的执行书记多萝西·德策尔发起的。她说服参议员奈依向参院提出议案，后获国会通过。“美国第一”委员会的咄咄声势曾引起罗斯福政府的极大不安，采取了多种措施以消减它的影响。
    三美国30年代孤立主义之所以盛行是有其深刻原因的。从历史上看，美国孤立主义观念根深蒂固。刚踏上美洲大陆时，大部分移民为寻求自由摆脱令人生厌的欧洲感到庆幸；当面对欧洲殖民当局的高压统治时，美国人民又以鲜血和生命换来了独立和自由。他们憎恨欧洲，渴望不受到纠缠地独立发展。这种观念是“不结盟”和“不介入”的思想基础。19世纪100年间， 由这种观念转化的外交政策一直占统治地位，反过来又加固了这种观念。20世纪后，多数美国人头脑中的独立发展观念并无多大转变。美国远离欧洲，又有两大洋为天然屏障，特殊的地理环境为这一观念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条件。
    一战后，欧洲列强分得了“战利品”，而美国除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荣耀之外，一无所得。国会中孤立派便在垄断资本家支持下否决了威尔逊的国联法案，从此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开始抬头。30年代，战争危险重见端倪，对一战的反思在美国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并且先反映在学术界，后波及整个社会。主要内容有：一战结束后没有带来和平，也没有为民主保险；英国人卑劣宣传和美国银行家、军火商追求利润使美国参战；美国用生命拯救民主却换来了“夏洛克大叔”的称号；欧洲各国欠债不还；“再也不能通过错误的理想主义把美国引入欧洲战争”⑩。反战思潮形成了孤立主义盛行的社会基础。
    其一，大量反战著作出笼为孤立主义发展提供了理论根据。亨利·巴希斯的《在战火下》、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三个军人》等书，为孤立主义的“参战将使四分之一的美国青年葬身沙场”的论调增强了可信性；哈罗德·拉西尔的《战争宣传术》、西尔·吉伯斯的《现在该知道了》、弗雷德利克·鲍斯曼的《面对欧洲》、查尔斯·比尔德的《为美国谋取和平》等，与孤立主义的“战争是英国可恶宣传”的仇英情绪同出一辙；《幸福》杂志社的《武器与人》、乔治·西尔德斯的《铁·血·利润》、赫尔默斯·恩格尔希雷希特等人的《死亡贩子》、查尔斯·比尔德的《邪恶的战争理论》，以及沃尔特·米利斯的《通向战争之路》等书，俨然成为孤立派军火贸易调查和中立法的理论根据。此外，乔治·艾利奥特的《我们警戒的堡垒》和博克·蔡斯的《西半球新防线》等书，为孤立主义的“美国坚不可摧论”提供了论据（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