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反战思潮影响了美国各阶层人物。一战时，孤立主义多表现在种族和少数地区，30年代则不同，“有孤立主义情绪的已不仅仅限于德国血统或德国出生的美国人，也不仅限于爱好德国音乐、崇拜德国科学和工业的人，或者那些纯粹的和平主义者了，它成了全体美国人的想法”（12）。国会中真正的孤立主义者在议员中连三分之一还不到，为什么会在多次立法表决中获胜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多数议员受到反战思潮的影响，经常站到孤立派一边。正如著名的国际派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所说的那样，“让我们奉行这种政策。让我们保持不被纠缠和无拘无束。让我们不加入任何联盟。让我们不承担任何义务”（13）。
    从经济上看，30年代孤立主义兴起也是中西部财团和东部财团矛盾进一步加深的反映。两者矛盾由来已久。东部垄断资本家主要经营重工业和军火工业，与欧洲垄断资本有密切的金融关系，他们以国际市场为主。而中西部资本家主要经营农产品和机械加工业，以国内市场为主，因此反对东部财团干预别国，要求提高关税，把联邦财金用于国内，发展交通和水利。19世纪末，两个集团便在关税、铸币和贸易形式等问题上多次发生矛盾。20世纪后，矛盾逐渐加深。中西部地区一些农场主、中小资本家组成所谓进步派，奉行杰佛逊主义。他们往往以维护农民、工人和小业主的名义向大工业、大银行挑战。中西部财团以此向东部财团发难，以使联邦制定有利于本集团利益的政策。这就是孤立主义在中西部发展的基本点。东部财团在一战中获利颇多，引起了中西部财团强烈不满。他们要求保护关税和排除外国竞争，结果1930年国会通过了美国历史上税率最高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在对东部财团一战期间与英法军火交易内幕的调查中，杜邦和摩根财团被迫在委员会上作证，把这一斗争推向高潮。对东部财团来说，此时的屈从亦有原因。从30年代美国对外投资情况看，排第一位的是拉美，第二位是加拿大、纽芬兰，第三位才是欧洲。按当时美国商业部的统计，美国在拉美投资45亿美元，加拿大、纽芬兰为37亿，而欧洲只有20亿（14）。况且，由于英法等国赖帐不还，美国1934年的约翰逊战债拖欠法规定，不向债务国举贷。英美矛盾上升，对欧投资主要集中到了德国。30年代德国法西斯崛起时，东部财团当然要借孤立主义之尸还其维护对德投资利益之魂了。
    另外，罗斯福执政前10年是国会权力复兴时期，为孤立主义发展提供了良好时机。美国立法权和行政权相互制衡，但由于形势不断变化，二者经常处于不平衡状态。19世纪前，美国国际地位决定了这种制衡关系对孤立主义影响不大，况且二者多为平衡。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行政权与立法权孰大孰小将影响孤立主义政策兴衰。因为行政权一般代表全国利益，立法权则以不同的局部利益为主。由于东部集团资本在国家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所以行政权力的实施不能不首先考虑它们的利益。这样在维护东部财团的扩张利益中行政权不断扩展，使孤立主义政策一再受到遏制。美西战争和一战都使权力的钟摆向行政权偏移。一战后，随着威尔逊理想主义的破灭，权力重新摆向国会。这一时期，国会权势很大，加上20年代的3 位共和党总统哈定、柯立芝和胡佛对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不是提倡就是默许，因而国会复兴时期促使孤立主义情绪发展乃势所必然。
    罗斯福执政时，总统权力又有所增长。但其当政初期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因此他不得不把精力主要集中在国内，实行“新政”。恰恰是“新政”导致了两种倾向：一是罗斯福政府与中西部孤立派的合流；二是国际派内部的分裂。两种倾向后果都增强了孤立主义势头。罗斯福当选总统全赖中西部共和党人支持，而中西部进步派议员的国内改革观点又与罗斯福改良主义主张并行不悖，因此，罗斯福要获得“新政”成功，不得不与他们合作，以期取得支持。1932年罗斯福当选总统后拟定内阁成员名单时，曾试图让共和党参议员老牌孤立主义者乔治·诺利和拉姆·约翰任农业部长和内政部长。但被二人拒绝（15）。在国内改革问题上，罗斯福满足了中西部议员的大部分要求，从而也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如“新政”中的一个重要项目，设立“田纳西河流域开发总署”（TVA），统筹该河流域（包括7个州）的发展规划。这是乔治·诺利的多年宿愿。20年代他组织参院通过两个有关法案，但先后被柯立芝和胡佛总统否决。罗斯福走马上任，立刻柏板定案，令诺利感恩涕零，因而他全力支持罗斯福（16）。由于罗斯福需要这种支持，所以在国际事务上不得不对孤立派提出的法案有所屈从，如对孤立派提出的约翰逊战债拖欠法、奈依军火调查法和一系列中立法罗斯福所表现出的暖昧态度便是屈从的表现。罗斯福有权否决这些法案，“但罗斯福不准备为此付出政治代价，因而未提出反对意见”（17）。另一方面，“新政”中一些改良主义措施触及了重工业和军火工业资本家的利益。由于这些集团大都奉行对外扩张主义政策，从而导致了国际派内部分裂。执政党多数不能团结起来支持政府，反而热切地寻机“修剪总统羽翼”的作法，不啻是孤立主义盛行不可忽视的另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