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面临的不同经济条件和社会矛盾
    十六世纪，中西封建制度都发生了深刻的危机。针对危机都进行了改革，即明朝后期的张居正改革和遍及西欧各国的宗教改革，但改革所面临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矛盾却迥异。
    虽然，十六世纪中国东南经济发达的地区，已经稀疏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但封建生产关系仍然占统治地位。尽管葡萄牙殖民者已侵占了中国的澳门，耶稣会士的触角已伸向中国，但封建统治者对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仍然一无所知。当时，明朝最严重的问题，仍然是土地兼并。皇帝、王公，贵族带头大量地兼并土地，使问题变得更严重。明初，皇庄还是个别现象，弘治三年（1491年），皇庄只有5处，正德九年（1514年）增至36处，占田3万7千5百余顷。正德十六年（1521年），又猛增至3百多处，神宗的皇庄占田多达2百万亩。下属藩王也大规模兼并土地，如蜀王占有成都平原70%的沃土，顷楚王兼并的土地遍及湖广，远至陕西。官僚、贵族仅在京畿之内占地就达2万多顷。豪绅兼并土地也十分严重，有占田7万顷的大地主。大官僚严嵩“广布良田，遍于江西数郡”。①
    土地兼并使政府可征租税之田锐减。“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②。从8百多万减少到4百多万顷。由于贵族所占之田不纳租赋，大地主又以“花分”、“诡寄”、“飞洒”等手法瞒丁、逃税，造成“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③，国家财政收入不及开支的一半。张居正认为，“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④与土地兼并相伴随的是朝政极端腐败。明中叶以来，皇帝腐朽昏庸，不问朝政。大臣联明结党，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宦官横行，特务遍及全国。官僚集团日益庞大，官多事少，贪污成风，不办实事，崇尚空谈。“主钱谷者，不对出纳之数，司刑名者，不谙律例之文”⑤。可见，中国封建经济、政治已难以正常运转。
    十六世纪，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却相继在西欧发生。西欧经历了“中世纪黑暗”之后，十四、十五世纪，资本主义已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一些城市萌芽；到十六世纪资本主义关系已成为整个西欧相当普遍的现象。科学技术以意想不到的力量和神奇的速度发展，逐渐摆脱了中世纪传统科学的范围，向近代实验科学转轨。通往世界各大洲新航路的开辟，世界贸易的开展，为资产阶级提供了比过去广大得多的活动舞台，对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以前所未有的刺激。殖民掠夺，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也使掠夺本国劳动人民的资本的原始积累更加猛烈的开展。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封建斗争，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欧各国普遍发展。
    如果说，中国资本主义还刚刚在局部地区萌芽，那末，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在封建经济结构的母腹中孕育成熟。如果说，中国封建制度仍在垂而不死的状态下挣扎，那末，西欧封建制度的丧钟已经敲响。
    两种改革所面临经济条件的差异，决定着改革要处理的矛盾也大不相同。明王朝是依靠农民起义的力量建立起来的，但由于土地兼并更加激烈，吏治更加腐败，却成了农民起义最多的一个王朝。从明朝初年直到它的灭亡，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这些起义严重威胁着明朝的生存。同时，也说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
    这一时期，西欧的社会矛盾却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资本主义造就了新的阶级和阶级矛盾。地方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虽在激化，但已从属于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和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当然只是在不再作为第三等级同僧侣和贵族对立的时候，才开始和人民坚决对立。”⑥十六世纪的资产阶级的地位决定着它能把自己的阶级利益打扮成所有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并以被压迫阶级代表的身份来和封建势力对抗。“但是，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⑦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使西欧多数国家形成了统一民族国家。罗马教廷对各国人民的剥削，已成为一种外来势力对一个民族的剥削；教皇对各国政治事务的干涉，也演变为外来势力对一个主权民族国家政治事务的干涉。总之，资本主义关系使社会矛盾尖锐化、复杂化了。在新旧矛盾一起激化的同时，各种矛盾又交织成一个复杂的纽结，其焦点是以资产阶级为首的人民群众同罗马天主教会的矛盾。
    如果张居正改革所必须处理的主要社会矛盾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那么，宗教改革要处理的主要矛盾是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各阶层人民与天主教会的矛盾。如果说，张居正要医治的是封建社会发展到晚期的陈年固疾，那末，路德、加尔文等宗教改革家面对的是新制度临产前的阵痛。
    二、改革不同的宗旨和形式
    张居正改革和宗教改革的目的都在于力图摆脱当时封建社会面临的危机。由于中西封建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矛盾的差异，两种改革的宗旨和采取的形式也相去甚远。
    作为面对封建社会危机的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既尊重历史传统，又要对传统作实质性修正。在特别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时代，要求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嘉靖年间进士，任过“掌儒学训导之政”的国子监司业之职的张居正修正儒学，给儒学加入新内容，是不现实的。张居正针对当时吏治腐败、阶级矛盾尖锐，明朝政权摇摇欲坠的现实，只能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的改革纲领⑧。他深知，农民起义虽然是推翻明王朝的最大威胁，但王朝垮台的关键却在于统治阶级的腐败。他认为，“为国之法，患不在盗贼，而患吏治之不清，纪纲之不振”，故要以“振纪纲，察吏治”⑨来达到“固邦本”的目的，企图通过惩治官吏的腐败来巩固封建秩序，从地主阶级内部增强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然后，采取兴修水利，改革不合理的赋役负担等措施，缓和阶级矛盾来“安民生”，减少农民起义。张居正的改革纲领虽然有很强的现实性，但却未超出儒家所主张的“德政”范围。
    宗教改革，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环境，抬出原始基督教与按封建制度剪裁出来的罗马天主教对抗。既尊重了人民群众宗教信仰的传统，又否定了罗马天主教的传统。针对天主教会的黑暗，宗教改革提出了唯信称义、廉价教会和教会民族化。这些主张似乎表现为教义上和神学上的争论，但骨子里却包含有很深的革命精神。唯信称义是主张唯有信仰，灵魂就可得到解脱，信徒不必参加任何宗教活动。这样，教皇及高级教士的种种特权就被否定了。廉价教会是主张教会节俭，反对教士浪费钱财，实际上也是否定教会的腐败，否定教士的经济和政治特权。教会民族化则是对罗马教廷无上权威的否定，对其在天主教世界一统天下的否定。“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⑩因此，宗教改革反罗马天主教会的斗争，实质上是反以天主教为精神支柱的封建社会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