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虽然还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巨大潜力，但由于国内经济萧条和政治冲突，其在东亚地区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一时尚难发挥。
    美国在苏联解体后着手调整过去为遏制苏联而建立的“前沿防御”体系，开始谋求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东亚新秩序。日本由于苏联的解体和对俄关系的改善，开始以经济为后盾，加快了走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步伐。
    苏联解体后，东亚地区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在过去一直是两极在东亚冷战的焦点，被称为“冷战的冰块”，现在这个冰块终于融化了。1990年9月和1992年8月韩俄、韩中关系正常化，标志着东亚地区的冷战结构已经崩溃。与此同时，朝鲜与美国和日本也在加紧建交谈判，力图早日使朝美、朝日关系正常化。这样，自1974年以来就被人们提出和主张的中苏承认韩国、美日承认朝鲜的“交叉承认”正在实现。1991年9月朝鲜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同年12月13日朝鲜半岛北南双方总理在汉城签署了《关于北南和解、互不侵犯与合作交流协议书》，不久，双方在板门店又签署了《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经过双方法律批准程序，该宣言已于1992年2月正式生效。这些标志着朝鲜半岛半个世纪以来相互对抗的军事对峙的局面开始缓解。东亚出现了多极协调的格局。
    二、东亚格局演变的反思
    东亚格局演变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有必然性因素，也有偶然性因素；有国际性因素，也有地区性因素；有国内政治因素，也有国际政治因素。如美国敌视中国政策的破产与中美关系的改善、新中国的成立与中苏关系的变化、日本的崛起与美日矛盾的加剧、朝韩的稳定与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苏联的解体与雅尔塔体系的终结等等。其核心是霸权力量与反霸权力量的变化与消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爬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宝座，在军事和经济领域里建立了以其霸主地位为基础的世界体系。它叫喊“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任意颐指气使。它想在东亚取得“太上皇”地位，对各国发号施令。这最典型地表现在美国的对华和对日政策上。
    战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和两种前途的生死斗争。中国共产党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主张建立“联合政府”造福于人民。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依仗美国，制造内战，竭力反共反人民。这时如果美国尊重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将“两碗水端平”，真心促进和谈成功，东亚的国际关系史势必要重写。然而，中国政治和平发展之途被推行霸权主义的美国截断了。当时，美国一面出钱出枪援助蒋介石；另一方面玩弄“和谈”阴谋和“调处”骗局，妄图不战而胜。
    在赫尔利的“和谈”阴谋和马歇尔的”调处”骗局相继破产以后，1946年6月，在美国的幕后支持和操纵下，蒋介石撕毁一切协议，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内战。蒋介石挑起内战和投靠美国的卖国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共产党以革命的两手对付美蒋的反革命两手，取得节节胜利，力量迅速壮大。1947年秋，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反攻。面对蒋管区普遍的失败主义和绝望情绪以及不断加深的政治经济危机，美国决策集团一筹莫展，举棋不定。以共和党众议员周以德为代表的“中国集团”主张美国对外政策以亚洲为重点，争取在亚洲取胜，认为“如果中国沦陷，整个亚洲也将随之陷落”。而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马歇尔则主张优先援助欧洲。他们感到美国不可能象对待希腊那样对待中国，因为中国的领土是希腊的45倍，人口比希腊多85倍。如果要把中国变成希腊，那至少要派出几百万美国军队和花掉几十亿美元，但这是美国力不从心的。而且，即使这样，也可能遭到失败。但是，美国决不甘心放弃中国。美国下决心对蒋介石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杜鲁门1948年2月8日把总额5亿7千万美元的援蒋法案提交国会。4月2日，国会能过了“一九四八年的援华法案”。
    美援并不能挽救奄奄一息的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空前规模的“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丧失殆尽，美国称霸中国的企图连同其支持的蒋介石政府败局已定。
    在中国革命将要取得最终胜利时，从1949年3月起，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暗示了一种和解政策，即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断绝与蒋介石的关系并不再援蒋，新中国就愿意和它建立外交关系，这自然包括美国在内。在1949年5月和6月，当时任天津军管会外事组组长的黄华奉毛泽东的指示前去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黄华曾是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执教时的学生。这是为了寻求与美国谈判并在外交上获得美国承认的可能性③。但是美国不作出积极反应，司徒雷登于7月1日正式接到国务卿艾奇逊的电报，令其拒绝与中共要人接触。于是《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慎重地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当然，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倒向苏联一边还有别的原因，例如意识形态背景、美苏不断升级和扩大的冷战等。
    如果说建国初期中苏友好同盟关系的建立是基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美国的巨大压力，具有历史的合理性，那么，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恶性膨胀，使原有的中苏同盟关系随之急剧恶化也具有现实的合理性。
    在日本战败投降和盟军进驻日本之后，麦克阿瑟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法令，例如逮捕了东条英机等战犯，完全解除了日本军队的武装，废除了军事机构，解散了军国主义团体；整肃了一些支持战争的公职人员，废除了思想警察和政治警察，赋予妇女以参政之权，允许组织工会；随后又采取了教育改革、土地改革、解散财阀和制定宪法等措施。美国这些举措的目的决不是为了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1945年11月，美国政府给麦克阿瑟总部的指示中写得很明白：“该司令官对于日本经济的复兴或加强不负任何责任。”④美国的根本目的在于：“要使日本资本主义与自己一体化并使之处于从属的地位”⑤。
    但是，美国的这种政策在实施一段时间后便开始转变，这种转变经历了若干不同的阶段，即从摧毁到限制；从限制到稳定；从稳定到扶植。这是同美国霸权主义野心的驱使有关的。面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美苏冷战的加剧，美国决策层感到一个弱小的日本虽然听命和依附于自己，但是不足以对抗和遏制共产主义。于是，着手扶植日本的发展。1950年日美开始讨论媾和问题时，美国甚至主张日本重整军备，以达到即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又减轻美国的负担的目的。但是，当时日本决策层反对重整军备论，而把经济复兴作为优先目标来考虑。这样，在美国的保护、援助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特需”的强大刺激下，日本经济很快就实现了腾飞。对此，吉田茂曾经明确指出：“如果过早地重整军备，也许没有所谓令人惊奇的日本经济的发展。”⑥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日美矛盾，那只能说美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可能是一切妄想称霸全球的国家的必然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