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是世界历史上远洋航行探险取得重大突破的时代。在这个世纪的头1／3世纪中（1405-1433年），首先是由中国的伟大航海家郑和七次出航，突破了东亚与西亚东非之间的重洋阻隔，开辟了从中国经印度洋直通西亚和非洲东海岸的远航记录。该世纪中叶，葡萄牙亨利王子组织了深入大洋和南下非洲海岸的连续探险，在马德拉、亚速尔、佛得角等群岛建立了深入大西洋探险的前哨阵地。该世纪末，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哥伦布4次横渡大西洋的探险， 到达了加勒比海群岛与中美洲沿岸地区（1492-1504年）；与此同时，葡萄牙派出了瓦斯科·达·伽马率领的船队首次完成了绕道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新航路（1497-1498年）。旧大陆在一个世纪里所“发现”、征服、扩张的未知大陆，岛屿和海洋，超过了以往所有世代的总和。
    人类的活动舞台从大陆转向海洋，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取向的创新性突破。这一大突破改变了世界各区域文明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等联系的规模和性质，从而标志着人类社会走向现代世界的最早起步。这一观点已得到国际学术界日益广泛的公认。
    这一重大起步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是从欧亚大陆两端--远东和远西--几乎大致同时开始向海洋大进军。郑和“下西洋”的进军远远早于哥伦布、达·伽马“下西洋”的进军。但这一共同的历史机遇对欧亚大陆两端的历史发展却导致了大不相同的结局。这是一个世界历史之谜。对这个问题，早在本世纪初我国启蒙运动的杰出史学大师梁启超就提了出来：
    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见亚美利加以前60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70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①
    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研究郑和的论著甚多，但从中西航海史比较的角度来探索这个问题的似乎并不多见。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研究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时愈来愈重视对东西方发展的比较研究，并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著名的比利时历史学家皮埃尔·肖尼写道：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不是中国人这一事实是有一些值得……思索的因素的。就现有历史文献能让我们了解的而论，终归而言，在15世纪末，远东作为一个可与地中海相比的实体……至少在表面上绝不比欧亚大陆的远西处于劣势。②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常常思索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早于西欧产生资本主义？这个问题追溯到最远，自然会提出15世纪郑和大航海所丧失的历史机遇的问题。当时中国是否有可能把握住这个历史机遇呢？是否有可能从郑和大航海引向中国发展取向的一个大转折呢？是否中国有可能率先突破东方农业社会走向现代世界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15世纪中西大航海的不同发展取向问题做一番探讨。
    宋元以来中国向海上发展的新趋向
    西欧位于欧亚大陆西端，中国位于东端，相距遥远，处在很不相同的自然生态圈中。在古典农业文明时代以前，不同的自然生态圈对人文文化圈的活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打开世界地图一看，欧洲仿佛是由波罗的海、地中海、黑海和亚德里亚海等分割的一些岛屿，正像一个群岛，环绕地中海与大西洋岸的海上交通与航海生活，在欧洲比在中国重要得多。沿地中海岸很早就建立了城市，发展了商业，因此，欧洲文明很早就具有面向海洋的半岛特征，农业与商业结合的特征，畜牧航海文明的特征。地中海这个内陆海，被陆地锁住的海，是整个西方重商主义海洋文明的汇合处。林立的小国与城邦的竞争，海陆贸易的繁荣，战争的频繁，都对欧洲的动乱、反复动荡发生了重大影响，使欧洲历史很早就具有外向的品格。早在11世纪初，北欧人就跳越格陵兰登陆北美海岸；葡萄牙人在1350年以前已到达亚速尔群岛和加纳利群岛，如果不是中世纪欧洲的政治动乱与经济不景气，或许可能更早就打开从海上通往美洲与东亚的道路。当欧洲历史舞台的中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时，沿大西洋岸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法兰西等成为开辟海洋新时代的先驱，也就毫不足奇了。
    中国则是一个具有相对短的海岸线的大陆国家。起源于黄土高原的华夏农耕文明，拥有广大的活动空间和丰富的地理资源，以牛耕为特色的水利农业文明构成自足发展的体系。在西亚-地中海的文明传播带基本上是连接在一起的，唯独华夏文明是被大漠和峻岭阻隔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很早就形成大一统的帝国。因此，华夏文明很早就具有大陆河川文明的特征以及水利农业文明的特征，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比西方要高得多。
    欧洲，特别是就西欧而言，它的海岸发展取向，与中国形成鲜明的对比。欧洲社会形成的某种内在不稳定性，使那个区域变成一种海盗式的文明区域，并努力向四处不休止地扩张。既然如此，为什么15世纪远洋航行的时代却由中国人揭开序幕呢？是什么力量振动了中国社会的内在相对稳定，使之突破了祖传的导向装置，转向海洋进军呢？又是什么原因使这一转向戛然而止，致使中国取得海洋主动权的良机坐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