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大陆上孕育出来的中国古典农业文明不同于在地中海或西欧地区孕育出来的古典农业文明，这是肯定无疑的。但如果以为中国古典文明是停滞的或静止的，那是极大的误解。发源于黄土高原的华夏文明从西北向东南的扩展，在汉代以前已与南洋和东洋的国家发生密切的海上联系。到了隋唐时代，以长安为中心的“天下国”的政治文化结构已经包括东洋和南洋的边缘地区。从宋代以来，由于北方被辽、金的阻挠而切断了陆上国际贸易线，进一步转向南海方向的发展。一方面是东南沿海商人自发努力面向南洋扩展，另方面是阿拉伯商人大量东来。当时中央权势较弱而财政拮据，对海上贸易尤为注意，以坐收“市舶之利”，成为国库的重要收入。到了元代，中国人对海外世界的认识有很大的提高，在对外贸易方面采取了比历代汉族王朝更开放的政策。中央政府不但大力加强了对海外贸易的经营，海外交通港口增多而且比前代更繁荣，还相继进行了对日本、占城、爪哇等多次海外远征，不惜投入数以十万计的兵力和数千艘战船，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故有的学者认为元代是中国海外交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③。
    各方面的发展迹象表明，从宋以来，中国大陆发展的取向已出现向海洋方向转换的趋向。东南沿海的经济开发已在突破传统的水利农业社会的格局，甚至引起社会风气的变化。例如，上流社会喜好用舶来品；显贵人家使用黑人仆役④；中外人等杂居通婚；甚至外商与中国官吏家庭通婚；阿拉伯巨商蒲寿庚管理泉州市舶达30年之久；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供职元朝，曾奉命随船队出使南洋各国；大量华人移居海外，等等⑤，都是中国商业资本主义萌芽和开放性发展的明显迹象。这说明了，早在西欧越出中世纪的地中海历史舞台转向大洋历史舞台之前，中国已率先越出东亚大陆历史舞台，控制了东中国海（南宋）和南中国海（元代）。这一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的新趋势，只要听其自然地发展下去，中国在西方海舶东来之前拥有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的海权，形成稳定的海外贸易区，看来是不成问题的。
    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优势
    人们会提出一个问题：在15世纪以前，中国的航海技术是否有可能远征大洋，打通联系亚非欧的新航路呢？对于这个问题，李约瑟博士有过如下的评论：
    中国人一直被称为非航海民族，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他们的独创性本身表现在航海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发现的中国内河船只的数目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海军在1100-1450年之间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⑥
    事实正是如此，中国这个非航海民族对航海工艺的贡献，也是十分出色的。为查阅的方便，现将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技术方面的主要成就与西方加以对比。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在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许多方面都远远领先于欧洲，其中有关船体推进的各种工艺应用，领先于欧洲1000多年。由于这些先进的工艺，中国在内河和近海航行方面早已取得突出成就。例如，宋元时代沿海的北洋漕运用船一两千只，大者八九千料，小者二千余石，其规模之大，恐为举世少见。远洋航行到11-12世纪以后也日趋活跃，中国海舶频繁地驶向广大的亚非海域。当时中国所造的大型海舶已长达二三十丈，载乘六七百人。中国的贸易船到波斯、阿拉伯国家，要在故临（斯里兰卡）换乘较小船只，而东来的阿拉伯商人行船到故临则要换乘中国的大船东行，因大船具有更强的抗海涛能力⑧。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国海船在印度洋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中国不仅在航海工艺方面领先于西方若干世纪，在南洋和印度洋方面的远洋探险活动也比欧洲人早很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11-12世纪时，中国的远洋航路，从广州或泉州出发，东至朝鲜、日本、琉球，南至渤泥（加里曼丹岛）、文老古（鸟鲁古岛）、三岛（菲律宾）、三佛齐（苏门答腊）、阇婆（爪哇）、西通天竺（印度）、僧加刺（斯里兰卡），并越印度洋远至遏根陀（埃及）、班达里（索马里）、层拔（桑给巴尔岛）。荷兰学者戴文达（J.J.L.Duyvendak）把它研究古代中国与非洲交通史的论文富有风趣地题为：《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这比欧洲人沿西海岸对非洲的“发现”至少早三四百年时间。一直到15世纪初，葡萄牙人沿非洲西海岸东下探险，经过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到达好望角。要不是郑和的远洋航行在抵达东非海岸后停下来，以及随之而来的明王朝的海上大撤退，中国与欧洲的两大航海探险的巨流，本来应该在非洲海岸或印度洋上的某个地方不期而遇。
    总之，郑和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航海事业有史以来的黄金时代。李约瑟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
    在它的黄金时代，约西元1420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它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在永乐皇朝时代，它有3800艘船，其中包括1350艘巡船，1350艘属于卫、所或寨的战船，以南京附近新江口为基地的主力船队的400艘大船。以及400艘运粮的漕船。此外，还有250艘远洋宝船，每艘宝船上的人数，平均由西元1403年的450人，增到西元1431年的690人以上。在最大的大船上，必然超过了1000人。另外还有300艘商船作为辅助队，及一大堆小船作为传令船及警船。⑨
    但是，在比较中西科学技术在前现代时期达到的水平时，必须注意到一点，即中国所达到的高水平来自传统社会长期渐进的经验积累，是中国古典文明几千年连续性的产物。这一优势是世界上其它国家所没有的。但中国式的文化结构和自身渐进积累机制，可能带来安于传统而拙于革新的历史惰性。西方国家很晚才走出中世纪的混乱和闭塞状态，应用科技在15世纪时还落后于中国，但在理论科学领先的条件下，却较易摆脱旧传统，具有较强吸收外来先进科学技术的能力。这样，没有丰富技术文化遗产的西方实际上可能比继承了丰富技术文化遗产的东方前进得更快，取得后来居上的更大成功。这是在进行东西比较研究应有的冷静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