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行的主要任务是开辟通向东亚的新航路，其目的是为了发展东西方贸易。重商主义和扩大东方贸易是推动大航海探险的发动机。哥伦布登上加勒比海岸第一件事就是寻找黄金。达·伽马到达卡利库特城（印度）时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寻找基督徒和香料”。这类带有亡命性质的冒险开初在葡萄牙和西班牙遇到许多非难，但一旦黄金、奴隶、土人纳贡物从远洋源源运回，就立即掀起了海外探险热。在早期阶段，东方贸易的目的并不是为欧洲产品开拓新市场，而是要向欧洲输入大量新商品。对西欧的新兴君主国来说，追求富强之道开始从农业和本国农村转向商业、城市产业以及大规模海外贸易和殖民。国王们都鼓励本国商人组成各种贸易公司开展海外殖民和海外贸易，奖励和扶植本国的造船业和航运业，甚至支持和参与本国的海盗行径，而限制甚至禁止外国商人和商船在自己控制的海域贸易。从此，重商主义下的大开放和海外移民拓殖成为新时期的发展主流。
    从表面上看，郑和大航行似乎是明王朝积极经管海外政策的重要标志，事实上这只是历史的表象。首先，郑和出使南洋虽然已具有发展海外贸易的性质，但仍是在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下进行的。这种贸易的时间、地点、人数、船只、货物数量都有严格限制。这是一种官方专营的对外贸易，下西洋所需的货品，都由政府的官库直接拨付，或由官府采办实为强迫收购的。这在一定限度内有利于扩大国内外市场，但如搜求过度，就必然会对官营手工业和财政带来不利的影响。
    其次，朝贡贸易是一种特殊贸易体制，其贸易方针是“厚往薄来”。其具体做法，或用“贡品”形式的商品与“赏赐”形式的商品交换；或给海外来的“番货”以高价收进再将中国的货物以低价售出。这是一种“随贡互市”性质的贸易（13）。这种不等价交换是赔钱的大买卖，目的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4）。西方的重商主义是与保护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明王朝的“重商”则与摆阔主义结合在一起。为了向海外“示富”，每次都携带大量财货赏赐给南洋各国君王，又对各国来华王公使臣颁发优厚的赏赐。此外，还要给下南洋船队人员赏赐实物和宝钞。按每人赏钞10锭计算，单此一项，每次就要开支20多万锭；而郑和一次得的赏赐就是10万贯钱（15）。出洋回来之后，也要论功行赏。针对这种朝贡贸易，当时的朝野人士就尖锐指出：“收货所出常数十万，而所取曾不及一二。且钱出外国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所有以与之，可谓失其宜矣。”（16）可见郑和时代的海外贸易是明天朝大国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令人夺目的实例。
    最为独特的是，永乐王朝一方面对海外奉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却对本国商人出海厉行封禁政策。下西洋与禁出洋两项政策是同时推行的。这就是说，只允许皇家的海船队下西洋进行官方贸易，也允许西洋海船到中国来进行由国家独占市舶之利，却严禁中国人出海进行贸易。这一套海禁政策是过去的王朝所从未有过的。明王朝从开国起就明令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规定“片板不许下海”，后来又明令罢市舶司，严厉打击走私贸易。为了严禁从海上里通外国，永乐年间强行命令把海船都改为平头船，销毁违禁的大船，不许私造双桅以上大船。试问，一面大力鼓励官营航海，一面又严禁民间航海，怎么可能发展航海事业？
    海禁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利益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中国走出了南洋，但却没有真正走向世界。自宋元以来东南沿海民间经济势力和海外贸易有很大发展，而活跃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海盗和倭寇之患也时起时落。中国自古以来，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与西北边疆，现在增加了来自东南海疆的新威胁；并且海外可能成为国内失败的政治势力盘踞的基地；海盗与倭寇又可通过通商与走私进行骚扰和泄漏国内情报等。这是中国政治斗争出现的一个崭新的动向，也是中国的发展背景不同于中世纪后期西欧的发展背景的一个重要之点。对新起的朱氏农民王朝来说，对这个新问题尤为敏感，故而采取了官方航海政策与民间海禁政策并举的矛盾措施。这是中国重农抑商的大陆自足发展取向与东南沿海商业开放性发展新趋势的折中。从短期来看，也许是可行的，因为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但这一政策的长期化与制度化，是以牺牲新兴经济利益来服从传统政治利益的保守发展取向，是对正在兴旺发展的民间海上商业力量的毁灭性打击，可说是进两步退三步。
    美洲航路和通往印度的新航路的开拓，是在欧洲贸易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之后，很快就取得的革命性突破。大西洋沿岸贸易成为探索通往东亚新航路的起点。到15世纪中叶，1445年葡萄牙人到达佛得角。1461年，即亨利王子逝世1年以后， 葡萄牙船驶入几内亚湾。1487年，迪亚士绕好望角获得成功；在此以后10年，达·伽马的探险队第一次跨越印度洋找到了通向印度的新航路。哥伦布在他之前6、7年，从另一方向探寻这条新航路而无意中到达了新大陆。欧洲人远洋探险的记录在一个世纪中推进得如此迅速，说明追求黄金和香料的贪婪变成了多么惊人的动力。此外，还要看到基督教以狂热的十字军精神在海外扩张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基督教是一种世界性宗教，它把世界划分为“基督教徒-异教徒”对立的世界，并以使异教徒皈依圣教、向全世界传播基督教文明作为自己的使命。哥伦布到达新大陆，每到一地都要向印第安人宣读《传告》，公开宣告是奉上帝之命来征服和主宰“野蛮民族”的（17）。这种狂热的宗教精神推动欧洲冒险家去征服重洋险阻，建立海外帝国。这种鼓舞殖民扩张的特殊宗教伦理，是东亚民族中所没有的，对此绝不可以低估。因议论已多，此处暂不申论。
    对比之下，郑和下西洋的次数与总时程都远远超过哥伦布与达·伽马，但是对未知海域的突破却进展不快。郑和的航海基本上是沿宋元以来的传统航线西行，前3次航行大体上是在印度以东的传统朝贡区和贸易区之内，航线基本上是重复的，第4次航行才开拓了访问西亚和东亚沿海岸的新航程。第5、7次航行的路线与第4次大致相同。第6次航行的分{K5C301.JPG}有可能比第4次更远一些。就中国这个非航海民族来说，郑和舰队的活动范围已非常可观。郑和是伊斯兰教徒，他父亲和祖父都曾到过麦加朝圣。他的舰队中当有不少回回人，并吸取前代航海技术而集其大成。但他们的舰队也受到各种限制，除了在航行的任务和目的方面完全听命于朝廷外，在世界观上受到中国传统的“华”“夷”观的支配。严华夷之防，与基督教严异教之防，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基督教精神对异教徒是进取的，甚至不惜以十字军的方式去改变异教徒的宗教信仰。中国的儒家的华夷观则不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要求四夷“归顺”“宾服”，相安无事即可。按明太祖朱元璋的世界观，海外四方诸夷，“得其民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他在“祖训”中开列朝鲜、日本等15国为“不征诸夷国”。郑和的宝船所到之处，先是宣读大明皇帝诏书，然后大行赏赐。可见东西不同世界观对海外世界的认识是大不相同的，因而东西方的行为准则也大不相同。
    不同的世界观又是与不同的大地观联系在一起的。西方不仅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形成大地球形的观念，而且地中海位于欧非亚交汇处的地理特征也使西方人早就形成欧非亚三分的T-O型地理观（即T型世界图形）。到中世纪晚期，被淹没的托勒密球形世界观重新得到传播，世界地图绘制学也随之兴起，罗盘航海导向的采用，这一切使15世纪欧洲航海家获得新的科学思想武装。尽管哥伦布作为最后的十字军骑士在许多方面还是充满宗教热忱的中世纪人，但正如航海史专家莫里逊所指出：“就把想法迅速变成行动，活泼的好奇心，准确观察自然现象的能力，乐于冒险和热望获得财富与赞赏而言，他是一个现代人”（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