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5世纪到18世纪，西欧各国、中国、日本都具有向海洋扩张的历史机遇，但只有中国具有在海洋和大陆同时推进的历史机遇，而却很少同时推进的现实可能性。因为现代工业时代之前，很难有一个陆上强国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王。中国自古以来就面临防守北疆的难题。这是西欧、日本等国面临新的历史机遇时所不曾有过的。明朝从朱元璋开国之日起，就厉行重农抑商政策，严禁民间与外国海上往来贸易，这一海禁政策在永乐时代也未被打破，一直连续达200年之久（1368-1567年）。 此后虽然实行了有限度的“开禁”，我国的海外贸易活动区也始终限制在马六甲以东的南洋水域，对海外贸易进行自我限制，对华侨利益不予保护。这在世界各大国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清王朝继续这一落伍于时代的自我封闭政策（28）。中国的海上力量于是一落千丈，永乐时代的400艘主力舰队到1474年只剩下140艘。从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到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经历了223年时间， 中国驶往东南亚的远航帆船数目从137只增到295只，只增长一倍多，而且限制用双桅，载重不超过500石（29）。同一时期，中国在海洋上始终保持蜗牛式的爬行速度。
    历史的进程受内外众多复杂因素的互相影响，历史的发展不是宿命论的，总是具有选择性的。郑和航行就是一个重要的选择。但郑和航行产生的历史效应则不取决于航行本身，而取决于其他条件。在世界历史上，“即使是重大的时代创新要真正实现革命的突破，具有巨大的社会效应并发生长远实际效用，引起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也需要其他方面主要是政治与社会结构方面的转换或创新与之相配合，特别是制度化的调适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划时代的大变革，才能实现一个新的经济时代的自主过渡，而不只是昙花一现的冲浪。（30）
    长期以来，从传统农业社会即一般封建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过渡这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往往被简单化了。人们只限于在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上做文章。事实上，最早的“萌芽”，即雇佣劳动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在历史上不同的地区到处出现过甚至反复发生。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繁荣的城市，商业，航海贸易，都没有导向现代资本主义；西班牙在海外拥有过大量殖民地和从海外流入源源不断的黄金，也没有导向出现代资本主义。在这里，必须重申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商业资本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也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巨大的障碍。马克思特别提出印度和中国的旧生产方式解体的缓慢，其中中国尤为缓慢。马克思指出：“因为在这里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给予帮助”（31）。
    当代西方史学在研究西方资本主义成长的历史时，对东西发展取向之不同，从不同的理论出发，得出了一些有重要共同点的结论。例如，“世界体系”理论的著名学者沃勒斯坦谈到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之不同时，写道：“关于中国的争论可概括如下：15世纪的欧洲和中国在一些基本点上很难说有重大差别：人口，面积，技术状况（农业技术和航海工艺）。即使存在某些差别也很难解释下一个世纪发展的如此重大的不同。此外，价值体系的差别似乎被严重夸大了。同样，差别存在的程度也不足以说明如此不同的后果。……”（32）。沃勒斯坦强调中国与欧洲之基本差别在于它是一个建立在俸禄官僚体制上的世界帝国，由于在帝国结构中重大决定被集中化了，而帝国结构首先关心的是短期维持其世界体系的政治均衡。“因此，如果说乍一看中国似乎具备向资本主义方向前进的较好安排，如广泛的国家官僚体制，在经济货币方面以及可能在技术上更加先进，可是实际上却毕竟安排得较差，因为它受帝国政治结构的拖累。它受其价值体系的合理化的拖累，这个价值体系否认国家才是变革的杠杆（假定它曾想利用杠杆的话），而欧洲的君主们却在欧洲封建忠诚的神秘中发现了它。”（33）
    在从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大转变的自发进程中，国家作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对发展的选择起着重要作用。在这里，中国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与西欧新兴的君主专制国家扮演着表面相似而实际不同的角色。明王朝和清王朝是中国封建专制大一统帝国发展的最后也是最高阶段，普遍皇权与军事官僚机器的结合，形成一体化的政治权力。由朱元璋开创的新的社会设计，是以“守本份”的农民和“严正公平的官吏”组成的自给农村为基础的绝对安定的社会（34）。这个政治权力有助于巩固中国的传统社会制度与结构，而不是削弱它。西方则不然，中世纪西欧小国林立，形成多层次等级封建结构，王权弱小，也不具备军事官僚机器，因而形成教权、王权、贵族、新兴市民阶级（中世纪晚期）交错的多元化权力结构。中世纪后期西欧王权提高，民族国家形成，是一种进步趋向。新君主一般是联合新兴市民阶级反对封建贵族，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力量和财政力量，这在客观上有助于削弱而不是强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结构。由于中西王权结构之不同，决定了它们所支持的远洋航行的不同导向，这就是说，郑和航海终归导向强化大一统皇权主义和维护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体制，而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行则导向削弱贵族封建统治和勃发商业资本主义。
    在中国，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利用历史机遇帮助新经济趋向的发展，郑和也就失去了扮演哥伦布或达·伽马角色的可能性。如果明王朝是一个类似南宋那样的弱政权，政治支配经济的传统机制被弱化而不是强化，那也许不会出现郑和式远洋航行的浩大场面，而是民间航海的较自由发展，中国在南洋方面的长期开拓未尝不可能出现一个新局面。
    有这样一种看法，似乎当15、16世纪之际，中国和西欧的发展“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只是后来发展速度和趋势之不同，西欧后来居上，跑到前面去了。这是一种单线发展的历史观，把中国历史削足适履纳入西方历史发展轨道。在我看，当时中国和西欧并不在同一轨道上前进，也就没有什么同一起跑线。哥伦布与达·伽马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尽管反方向航行，最后葡萄牙与西班牙的航海家终于会在南中国海上发生遭遇战。郑和航行不管向哪个方向，恐怕永远也难与哥伦布和达·伽马相碰撞的。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大转变是一个巨大的转轨，许多内外条件的凑合使西欧相对而言较易实现这一转轨，而中国则较难或很难实现这种自我转换。15、16世纪时亚洲也没有开始陆沉。中国一直到18世纪仍按自己1000年前规定的轨道向前发展，只是这时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已开始出现，威胁着清王朝的发展，而清王朝对这个世界经济体仍拒之门外，还躲在天朝体制的硬壳中傲然自得，并任凭巨大膨胀的人口封闭在本土之内加剧内部危机。以古老的小农地区经济体为基础的远东“天朝”帝国被以新的世界经济体为基础的远西世界帝国彻底打败--这就是从15世纪到19世纪东西方发展的历史趋向。
    只有这个大失败才成为激发中国转变发展趋向、走向现代世界的真正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