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大陆观是地平大地观。中国在东亚大陆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远离其他古典文明中心，使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中心（中国）与边陲（四夷）的同心园“天下”观。这种“天下”观的自大心态阻碍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进行认真探索与研究，甚至对中国的周边国家也只有模糊概念。中国的地理制图本是相当先进的，但现存最早的11世纪的“华夷图”上只绘有中国，周边的“四夷”除高丽、印度外仅有文字说明而无图。14世纪朱思本的著名的“广舆图”也相似。制图者写道：“若夫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蕃异域，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可信。”（19）郑和时代的海上远征志士都是遵奉孔孟之道、佛教或伊斯兰教传统的人，当然不可能把三桅战舰驶进现代的海洋。只需把当时人留下的有关下西洋的记载与哥伦布留下的日记和早期西方航海家的航行日志等加以比较，其观察角度与兴奋点之不同当一目了然：前者注意于王道的宣扬与异域风物的诗文唱和，后者大多是社会经济情报的收集和征服的纪实。不同的世界观对外部世界做出了不同的观察记录。
    西方人的美洲发现和新航路发现，改变了西方人的世界观，使之从狭小的欧洲眼光放大到整个世界，欧洲地图学界重新绘制了包括欧、亚、非、美各大洲的世界地图，从此开始了向海外已知和未知的地区进行征服和殖民扩张的大进军。相比之下，中国进行了震古烁今的海上大远征，也留下了一些珍贵的海外见闻录和航行记程，尽管增长了中国人对南洋的地理知识，却没有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锁国心态。海外进贡的珍禽异兽引起了人们对异域的好奇心，满足了新王朝的统治者对“际天极地皆王臣”（马欢诗）的虚荣心，反而加固了中国人的天朝观念和自我中心思想。郑和下西洋时期留下了大量歌颂王道盛世的诗文。至今保存在纽约的一幅来自榜葛刺的麒麟进贡图，图上有一首明朝翰林院学士们的颂词，其结尾是：“仁哉兹兽旷古一遇，昭其神灵登于天府。臣民聚观争先快睹，歧凤鸣周洛龟呈禹。臣职词林谬叨纪著，咏诗以呈颂歌圣主。”（20）
    从现存的珍贵的郑和航海图来看，所记中国人对南洋的认识，也主要限于南中国海贸易区，对西印度洋贸易区的认识则相当模糊。葡萄牙人在16世纪50年代所绘世界地图上的中国部分还很不像样，但20年后，奥尔蒂利的《舆图汇编》中的中国地图即大有进步（21）。早在1582年（万历十年）利玛窦东来时即向朝廷献呈《万国全图》，但一直到清初修的《明史》仍说利氏地图“荒渺莫考”；佛郎机（葡萄牙）的商人已在南中国大门活动两百年之久，《明史》仍把佛郎机错写在满刺加（马六甲）附近（22）。从15世纪到鸦片战争，中国始终在封闭的心态下观察世界，在“内禁”的政治形势下开展对外贸易和出洋航行。
    郑和航行与哥伦布、达·伽马航行对各自国家的航海事业发展引起迥然不同的社会效果。后者激起了举国上下的航海热，从而开辟了欧洲向海外已知和未知世界进行殖民征服的大进军。而前者却未能也不可能激起民间的下西洋热，反而是严禁民间下海。永乐帝死后，皇家舰队远征的盛世即一去不复返。明宣宗在1431年勉强再命郑和率众下了1次西洋（即第7次下西洋），参与其事的官军和匠户中都有人畏难而逃。再此以后，中国封建王朝的大航海活动就完全停止了。在郑和航行的后期，当时朝野内外反对郑和航行的势力远远大于支持他的势力，这是十分发人深思的事。反对航海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1.“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都宫阙，供亿传输，以巨万万计”；2.“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中国”；3.“（内官下番）收货所出常数十万，而所取曾不及一二。且钱出外国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所有以与之，可谓失其宜”；4.“三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万计，纵得珍宝，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在，亦当毁之，以拔其根”；5.“后之奉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然中国前后耗费亦不赀。其随行军士，或以舟败漂没异国，有十余年始得还者，什不存一二云。”（23）
    煊赫一时的下西洋，反对者如此激烈，在郑和去世后不久就被人称之为“敝政”，并敢销毁其有关档案资料。这说明像下西洋这样大的官方专营的赔本生意是任何朝代也难以长久维持的。郑和式的航行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却是耗费大量国库财富来装点新王朝的盛世场面，而真正增殖国家财富的正在勃兴的海外贸易却未能因势利导，反而受到百般压制，以维护传统发展的安定格局。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的确以明代为甚。
    中国对历史机遇可能做出选择吗？
    15世纪初的郑和航行只是中国航海史上昙花一现的奇葩，而同世纪末的哥伦布与达·伽马的航行却开辟了欧洲人的海权新时代，由此而引起了世界发展格局的大变化，西方支配东方。
    众多的研究者在思索：在这世界发展大转折的历史性机遇中，中国是否有可能做出别的选择？这一选择是否有可能使中国入率先实现从大陆发展取向向海洋发展取向的大转变？这就是所谓的“反事实的假设”的历史研究法。答案是多种多样的。
    认为中国“别无选择”的说法（24），看来是过于宿命论的观点，因为郑和航行本身已反映了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新趋势，这种新趋势受到传统发展战略的阻挠和制约，这是必然的。如果明王朝最初几位统治者具有较远大的眼光，推行坚决而更稳健的海外发展方针，并持续下去，逐步放宽对民间航海的禁制，培植中国人的经济和贸易力量去对抗外来的破坏性走私力量，特别是推行保护华商与海外华侨的政策，是完全可能的。明代后期的对外贸易已出现大量银钱流入中国的好现象（25）。中国在东南亚和南洋拥有自己的海权也是完全可能的。
    认为中国可能选择西方式的海外扩张，推动资本主义因素大发展，晚明即可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26），这种发展趋势看来并不可能。即使郑和成了中国的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了横渡太平洋或绕道非洲到达欧洲的新航路，中国至多也是建立起一个像西班牙那样的昙花一现的海外大帝国，那源源流入的黄金不大可能在中国转化为资本。西班牙幸运地得到罕见的历史机遇，但最后还是失落了它。中国选择了一条半途而废的道路，那就是在永乐皇帝有选择性的开放政策之后又全面退回到朱元璋的闭锁政策，自动退出了南洋和印度洋，明朝在政治上又再度转向自给安定的方向。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永乐帝也没有完全脱离明朝结构中已固定的朱元璋式统治结构和思想（27）。其实说到底，这是中国历代帝王都未能完全摆脱的巩固北疆的大陆取向的传统统治结构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