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史家的要求
    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直笔实录精神，一开始就将对史家的评论重点放在了史家著史的态度上，裴氏继承这一传统并揭示其产生的原因。他认为政治环境对史家的态度影响最深最普遍，用史书为当权者树碑立传，为本国政权争正统是隐恶扬善产生的主要原因。他对当时史书普遍存在的“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⑥的现象提出批评，并指出陈寿著史亦有此弊。如写官渡之战，“绍众十余万”，而操军“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力量悬殊而曹获大胜。裴氏对“兵不满万”进行驳难，条列史料说明“未应如是之少”，并揭示陈寿“欲以少见奇”以夸大曹操战绩的用心，斥之为“非其实录”⑦。记载魏晋换代中陈寿有回护司马氏的倾向，如高贵乡公被司马昭部党所杀一事，仅以“高贵乡公卒”一语带过。裴注却连引六家记载补充了被杀的经过，显然是对陈寿回护做法的纠正。
    裴氏认为“以爱憎为厚薄”的著史态度“亏于雅体”，有失史法，亦是史家一忌。如孙盛《魏氏春秋》为美言孔融八岁小儿，极言其聪明特达，玄了祸福，见父被执而竟无变容，奕棋不起，一副悠闲逸乐的神态。裴氏指出孙盛原本为博取美谈，却适得其反，失人之常性，废念父之情，“无乃贼夫人之子与！盖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伤理”⑧。再如习凿齿痛恨司马氏，在《汉晋春秋》中将曹髦的葬礼写得很冷清，说明司马氏失礼。裴氏指出：“斯盖恶之过言，所谓不如是之甚者。”并总结了人们在认识上极易出现的通病。即“一不为善，众美皆亡”⑨的偏颇。这说明裴氏强调客观性，客观地认识问题是其史学思想科学化的保障。基于此，他对史家著史中随意改动史料极为反感，在《魏书·武帝纪注》中批评孙盛说：“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在《魏书·王凌传注》中批评习凿齿说：“（《汉晋春秋》所记）皆前史所不载，而犹出自习氏，且制言治体不似于昔，疑悉凿齿所自造者也”。而对袁《献帝春秋》、乐资《山阳公载记》的批评最为激烈。在《荀彧传注》中指斥袁之书为“凡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谓以吾侪之言而厚诬君子者矣”；在《袁术传注》中并斥二人说：“不知资、之徒竟为何人！未能识别然否，而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以行其书。正足以诬罔视听，疑误后生矣。实史籍之罪人，达学所不取者也。”
    对诬罔视听之作的深恶痛绝，正是其对当时虚妄史风的反击，为此他提出了端正著史态度的原则，即“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他在《蜀书·庞统传注》中说：“臣松之以为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无为虚唱大言而终归无用。浮诞之论，不切于实，犹若画魑魅之象，而踬于犬马之形也。”弟弟谋逆，兄长告发，本应免其兄死罪，但孙盛却以“背情任计，昧利忘亲”的迂阔之论来强调“王者之体”，主张严刑处置其兄。裴氏在《魏书·高柔传注》中批评其为“空论刑措之美，无闻当不之实”，实为“虚唱大言而终归无用，浮诞之言，不切于实”。如果大义灭亲的做法不予肯定，实为“言之亦死，不言亦死，岂不杜归善之心，失正刑之中哉”。这通议论，为史家认识问题提供了一个“贵得当时之宜”的范例。关于荀彧一生的功过，从荀彧本传及裴注的行文中，可看出陈、裴认识是不同的。陈寿认为荀彧虽一心匡复汉室，但一生辅翼曹操，导致君臣易位，事与愿违，是“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裴氏从当时实际出发，说明在汉室衰微，诸侯割据情势下，荀彧要匡复汉室，拯救黎民，只能依靠实力雄厚而又以汉臣自居的曹操，这一选择的结果是“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达到了“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到曹氏代汉之势不可挽回时，荀彧“亡身殉节”，“全大政于当年，布诚心于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谓之‘未充’，其殆诬哉”！这一分析，主要是将人物放在复杂的社会实际中，辩证地论定其贡献，显然又是一个“贵当时之宜”的范例。类似例证还有很多，要之强调史家要有把握主体、认识主流的识见。
    就以上各例看，裴氏对史家的要求，既强调道德品质的可靠，爱好感情的纯正，又应有理性认识的深邃，辨章事理的公平，而这些修养又必须放在对客观史事与人物的处理上来检验，看其能否尊重实际，认识实际，从实际出发来反映实际。只有这样，史家才能出以公心，撰成实录。而只有实录，才能标志其真正价值。
    裴氏对史家的要求，揭示了史家主体必备的史识、史德条件，应该说对后世史评家在史识，史德的研究探讨上是有启发意义的。
    四、对史料的处理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蓬勃发展，使史料文献在精密的分类过程中得以整理和保存，史料学逐步形成。在如何运用处理史料的问题上，裴松之亦有精辟论述和实践经验。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意为绘画用多种色彩成文，才能使画面斑烂绚丽；蜜蜂兼采多种花粉酿蜜，才能使甘甜超过花蜜。史家撰著史书也要广收博采史料，认真鉴别考核，合理剪裁去取，才能写出信实可靠的史书。为此，他注《三国志》，“奉寻旨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旁摭遗逸”，做了大量收集、鉴别、剪裁工作。史料收集以文献典籍为主，前后引用书目达220种之多⑩注文多达32万字，接近本文字数（11）。就此可见其收罗之广泛。在辨明和印证史事时，注文往往引多种史料，如原文“高贵乡公卒”一句，注文连用六家史料，字数达635字之多（12），取得了“众色成文”、“兼采为味”的效果，将司马昭阴谋篡权的经过做了详细的交待，解开了历史疑团。裴氏还注意录用所见所闻的活史料，如在《吴书·孙权传注》中说：“松之闻，孙怡者，东州人，非权之宗也。”在《蜀书·李恢传注》中说：“松之讯之蜀人云：‘降，地名，去蜀二千余里。’”在《魏书·三少帝纪注》中说：“臣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移此石于太学，非两处立也。”所有这些典籍的或实访的史料，经过历史的沧桑变革，均成为后人珍贵的文献。
    与同期史家相比，裴注对史料的剪裁更胜一筹，因此更受后人称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到裴注时说：“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注文在史料价值上是否超过本文，尚可商榷，但裴氏征引之富与剪裁之精，确实是使有“割裂”之嫌的郦道元、李贤相形见绌的。后出的范晔《后汉书》有十六篇与《三国志》篇目相同，但已将陈寿回护曲解之处一一改过，字数增加一倍。细看内容，则多在裴注中已有。就此看，裴注史料以其完整准确已取信于后世。从其注文能被著史家径直取用中，显示了裴注所具备的史书内涵，也就是说经过裴氏的补阙、备异、惩妄、论辨的工作，对史料进行了神心的剪裁镕铸处理后，在原著基础上，裴氏实已构筑了一部新的史书框架。在这层意义上，裴注的史学意义远远超过了原著，因为其不仅提供了信实完整的史料，而且说明了处理史料的原则，是有利史书健康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