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届美国外交史学家组织年会于1991年6月19-22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召开。为期三天的年会上，共举行了31场小组发言。其中有4场讨论了18-19 世纪的美国外交问题，有8场探索了1900-1945年的美国外交关系，有19场是围绕冷战的历史展开，另有一场讨论了外交档案的解密问题。由此可见，冷战的历史是吸引大多数学者兴趣的领域。笔者参加了有关冷战问题的小组会议。
    历史研究是一个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不断重新认识和解释的过程，时代的变迁和新史料的出现会不断地改变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看法，结果，修正学说总是一波又一波，层出不穷。比如，从本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关于冷战起源的史学经历了一个从“正统学派”到“修正学派”再从“修正学派”到“后修正学派”的发展过程，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令人目不暇接。但是，不管是“正统学派”，还是“修正学派”，或是“后修正学派”，他们的视线都投注在美苏的政策上。“正统学派”指责苏联的扩张导致冷战形成；“修正学派”认为美国应对冷战兴起负责；“后修正学派”则折衷前两家学派的观点，指出美苏都有错误理解对方意图和能力的地方，而苏联的错误更大一些。
    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英国战后外交档案的大量公布，不少学者开始注意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结果，出现了一个强调英国对冷战起源负责的又一波“修正学说”。这给已经开始显得有些沉闷和老调重弹的冷战起源史领域带来一股清新之气。这一动向也在这次年会上有所反映。在一场题为“丘吉尔、斯大林、凯南对熟悉角色的新看法”的小组会上，爱默里大学弗雷泽·哈布特教授（Fraser Harbutt）着力探索了丘吉尔在冷战兴起中的作用。在简略回顾了丘吉尔的生平以后，哈布特指出，丘吉尔政治哲学中有两大主题：反苏和英美同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以后，丘吉尔就是英国政府中最积极主张绞杀布尔什维主义的官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定的墨迹未干，丘吉尔就迫不及待地提出重新武装德国军队，对抗苏联。在整个20年代，丘吉尔连篇累牍地著文，攻击苏联。他声称，苏联对西方的威胁是双重的：既含有传统的俄国领土扩张主义，又包括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威胁，因此，危害性极大。从30年代中期起，丘吉尔越来越意识到纳粹德国比苏联威胁更大，因此，开始降低反苏的调子。二战期间的英苏同盟只不过是政治和军事形势逼出来的权宜之计。
    哈布特接着指出，过去学者们过多地注意战时和战后初期的美苏矛盾，忽视英苏矛盾，实际上，和美苏分歧相比，英苏冲突更具体，更牵涉到实际利益，更有历史渊源。这是因为英苏均为欧洲国家，更关心战后欧洲的格局，双方在东地中海（包括希腊、土耳其、伊朗）的争夺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相形之下，美苏矛盾显得空洞和抽象。战时美国更关心诸如苏联国内的宗教自由、争取苏联在充满华丽辞藻的外交宣言上签字、争取苏联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这类问题，罗斯福总统常常是从国内政治角度出发，考虑欧洲问题，比如在波兰问题上，罗斯福脑子里装的更多的是国内波兰裔选民的反应。
    哈布特说，1945年下半年，美苏关系出现“和睦”迹象，而英苏冷战首先出现。英国担心苏联会乘美国撤出欧洲之机，向近东，特别是伊朗扩张。丘吉尔首先敲响苏联威胁的警钟。1946年初，丘吉尔亲赴美国，和杜鲁门总统会谈，并在密苏里州富尔顿镇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鉴于英国力量已衰落，丘吉尔呼吁美英团结，共同对付苏联，同时维护英国的利益。哈布特认为，丘吉尔影响了杜鲁门和美国公众对苏联的看法，推动华盛顿采取对苏强硬政策，结果，英苏冷战变成了美苏冷战，两极世界的格局定型。丘吉尔是冷战兴起的真正肇端者。
    哈布特对丘吉尔在冷战起源中作用的论述引起与会者很大兴趣，但也招来不少批评。小组会评论员圣母大学的威尔逊·密斯坎布尔教授（Wilson Miscamble）认为，哈布特夸大了英国对美国的苏联政策的影响，忽视了其他一些决定美国对苏政策的因素，比如，凯南从苏联发回的一“长电报”对华盛顿决策人看法的影响。弗吉尼亚大学的梅尔文·莱弗勒教授（Melvin Leffler）也不同意哈布特对丘吉尔作用的评价。莱弗勒认为，丘吉尔对战后世界局势的分析有简单化的倾向，歪曲了苏联的意图。1946年，东欧的形势仍是“流动不定”，斯大林并没有真正控制东欧；同时，苏联对西欧的政策也表现得“捉摸不定”和“互相矛盾”。因此，莱弗勒相信，丘吉尔夸大了苏联对西方的实际威胁。
    对杜勒斯外交的重新评价是最近美国外交史学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在50和60年代中，杜勒斯一直被认为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而艾森豪威尔本人却被看成是一个不问政事，只喜欢打高尔夫球的享乐总统。进入70年代以后，随着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文件的大批开放，学者们开始重新评价艾森豪威尔的领导能力和外交决策作用。在“修正派”笔下，艾森豪威尔是一个有主见，大局在握，决策果断，熟谙领导艺术的总统，是5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人。相形之下，杜勒斯只不过是一个忠实执行总统决策的官员而已。艾森豪威尔经常拿杜勒斯作挡箭牌，来对付盟国和美国国会。比如，艾森豪威尔经常故意让杜勒斯发出一些充满“道德”的高调和极端反共的言论，以赢得国会中右翼共和党的支持。在重新评价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修正学说”中，杜勒斯在50年代美国外交中的作用下跌。
    但是，在最近几年，一些学者通过进一步挖掘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杜勒斯文件，以及国家档案馆内的国务院文件，指出杜勒斯的外交思想要比人们想象的复杂，杜勒斯在内部场合的讲话和他在公开场合的发言有很大差别。在公开场合，杜勒斯总是满口“道德”高调，动辄“核威胁”，“大规模报复”；而在私下谈话中，他却显得很现实，小心谨慎，充分考虑政策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