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重新评价杜勒斯外交的著述中，俄亥俄大学约翰·加迪斯教授（John Gaddis）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1988年2月， 普林斯顿大学借杜勒斯出生一百周年之际，举行杜勒斯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加迪斯在核武器、美苏关系、中苏关系这三方面，论述了“公开场合的”杜勒斯和“内部场合的”杜勒斯的区别。在公开声明中，杜勒斯经常讲美国要使用核武器对敌手实行报复和制裁，表现出一副战争狂的形象，但在内部讨论中，杜勒斯却常常提醒官员们注意盟国以及世界舆论对美国使用核武器的反应，表现出忧虑和谨慎。早在1954年，杜勒斯就考虑提出一个停止核试验的方案。在美苏关系上，尽管在1955年的日内瓦最高级会谈中，杜勒斯拒绝和苏联谈判改善关系；但是在私下场合，他却时常考虑美苏同时从欧洲撤军的问题。直到他死时为止，他都相信总有一天美苏会建立“正常”关系。对于中苏同盟，尽管在公开场合中，杜勒斯总是侈谈共产主义世界“铁板一块”，但是，在内部讨论时，他却常提到中苏矛盾的必然性，指出美国应设法利用和加剧中苏分裂。
    对杜勒斯外交的再评价在这次年会上也表现出来。外交史学家费雷德里克·马克斯（Frederik Marks）从三个方面提出对杜勒斯的新看法：（1）人们总是认为，在杜勒斯任国务卿时，东西方关系恶化，冷战加剧。但实际上，在1959年杜勒斯死去时，美苏缓和的迹象已出现。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不久就访问苏联，美苏同意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进行合作，双方的文化合作得以扩大，有关禁止核试验的谈判也获得了进展。（2）人们习惯于认为， 杜勒斯要把共产主义在世界上“推回去”的原则只不过是一个政治上的空头威胁。但实际情况是1956年东欧出现骚乱，很快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这都说明“推回去”理论是有效的，不是无用的空头政治口号。（3）在人们的印象中，杜勒斯总是受到舆论界的批评，和记者们的关系很僵。但实际上，杜勒斯在重大问题上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次数要比其他国务卿都多。杜勒斯在华盛顿时，起码一周会见一次记者，他是第一个允许全文发表他的记者招待会讲话内容的国务卿。
    如果说不满足于现有理论，不断对历史提出新解释，新“修正”学说是本届年会的一大特点的话，那么外国学者积极参加美国外交史讨论，和美国学者对话，则是这次年会的一大特色。在一场讨论冷战结束以后的欧洲局势的小组会上，苏联敖德萨大学西蒙·阿巴托夫教授（Simon Appatov）比较了美苏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三位德国学者参加了一场题为“从战争到和平：1944-1946年美德关系”的小组会。汉堡社会研究所的伯德·格里纳博士（Bernd Greiner）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德国对原子弹的态度；同样来自汉堡社会研究所的卡斯珀·马斯博士（Kaspar Maase）分析了1945年以后美国大众文化对西德青年的影响；汉堡大学米彻提尔德·罗斯勒教授（Mechtild Rossler）则探索了德国地理学家和纳粹“生存空间”理论的关系。
    年会上有一场讨论“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的小组会，提交论文的三位学者都是中国人。其中有芝加哥大学的刘晓原教授，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位学者和纽约州立大学Geneseo分校的陈兼教授。笔者也在一场有关中美关系的小组会上，宣读了一篇中国对1954年日内瓦会议政策和外交的论文，此外，还有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马来西亚等国的学者在这届年会上提交论文。
    美国政府最近在解密50年代外交文件时，不公布涉及美国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文件，突出地表现在最近出版的《美国外交文件集，1952-1954》第10卷上。该卷是关于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但里面没有一份文件提到1953年美国政府插手支持推翻摩萨台政府的政变。美国政府对美国外交的这一明显的歪曲做法引起美国外交史学家的愤慨，担任美国国务院外交文件解密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密执安州立大学的沃伦·科恩（Warren Cohen）教授最近愤然辞职，以示不满。在这次年会上，有一场小组会，专门讨论外交文件的解密问题，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均有代表到场。会上，不少学者指出，政府对一些关键文件的“保密”，只能是对自由学术讨论的限制，是对公众自由评论政府政策这一民主原则的嘲弄。他们呼吁政府改变这种做法，公开所有按年限规定已经可以解密的外交文件。
    最后，笔者在年会上获悉，一份专门发表美国和东亚关系研究成果的学术杂志《美国-东亚关系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将于明年创刊，主编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麦克尔·巴恩哈特（Michael Barnhart）教授，编辑顾问委员会的两主席是哈佛大学的入江诏教授和密执安州立大学的科恩教授。巴恩哈特教授在年会上对笔者说，最近几年美国-东亚关系史领域是整个美国外交关系史研究中最兴盛，最硕果累累的一块园地，新杂志的出现将为这些新的研究成果提供一个发表的地方。他欢迎从各种角度（外交、经济、安全利益、文化）探讨美国-东亚关系的论文，并盼望东亚国家的学者也能积极向这份杂志投稿，使该杂志能办成一种具有真正国际性的学术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