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战后的美国社会是一个繁荣的社会，但决不是一个公平的社会。美国工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加倍生产军火和军用物资支援反法西斯战争，功勋卓著。但战后只有资产者独得其利，广大工人却面临着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威胁。单是美国政府廉价转让军工厂一项就使大资本家获取了骇人听闻的暴利。价值1.22亿美元的84家兵工厂，只以87,000,000美元售与私家公司。（13）一转眼就出现了几千万美元的差价。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下，美国工人的不满情绪迅速滋长。杜鲁门总统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不得不把缓和、调解劳资冲突做为劳工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1945年9月6日，杜鲁门在递交国会的长篇咨文中，把充分就业和提高每小时最低工资额列入自己的施政纲领。同时，他还试图通过举行劳资双方代表会议的形式，运用政府的力量和影响解决双方的争端。在他的倡导和支持下，1945年11月5日至30日在华盛顿召开了工会与工厂主的全国代表会议。与会代表共39人。其中工会代表和工厂主代表各18人，政府官员3人。产联、劳联的右翼领袖格林、托宾等人均出席了会议。美国政府对这次会议寄予很大希望，要求代表们制订出和平解决劳资争端的办法。杜鲁门总统曾通过广播向会议呼吁说：“我们在签订和执行集体合同当中应当找到和平的办法。”（14）
    会议集中讨论了工资问题。劳资双方代表争论十分激烈。政府代表提出折衷方案，希望在不提高工业品售价的条件下，增加工资15％。但工厂主拒不接受。会议终于宣告失败。劳资双方的矛盾趋于激化。
    尽管美国战后的复员工作进展顺利，美国工人仍然面临着一系列严重问题。据保守的估计，失业人数至少有2,300,000人。（15）同时， 收入较高的制造业部门的工人大批转入商业部门和服务行业，也使工人们损失了相当可观的收入。据估计，日本投降后3个月内约有1,800,000制造业工人失去了工作，而商业部门和服务行业的工人则增加了800,000人。留在制造业部门的工人也由于工时的减少而受到损失。例如，1945年平均周工作时间为45.2小时，1946年降到40.4小时，周工资则从平均46.08美元下降到43.82美元。（16）而在同一时期副食品和日用品的价格却上涨了13％。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1945年下半年的罢工高潮。
    早在1945年8、9月间就有几十万炼钢工人、橡胶工人、石油工人、电气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在芝加哥还发生了失业工人要求恢复工作的示威游行。示威者高举“我们需要六千万个职位！”的标语牌昂首前进。（17）年底，罢工进入了高潮。在一系列罢工中，通用汽车公司工人的罢工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汽车行业工人在同资方的谈判中要求每小时增加工资33美分，否则将举行罢工。由于汽车制造业牵涉许多工业部门，一旦停产将会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后果，美国政府立即出面干涉，建议资方每小时增加工资19.5美分，以便防止罢工的爆发。工会代表表示愿意接受这项建议，但通用汽车公司的老板带头反对。1945年11月25日，200,000名汽车工人在50个城市的92座工厂里同时举行罢工。罢工一直继续到1946年3月13日。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的老板被迫接受了政府的仲裁，答应为工人每小时增加工资19.5美分。
    钢铁行业的劳资纠纷也相当激烈。早在1945年9月， 炼钢工人就同公司代理人发生了冲突，要求增加工资。但美国钢铁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的资方代理人置之不理。双方的谈判旷日持久，毫无结果。政府代表曾经建议公司方面为工人每小时增加工资18.5美分，但遭到拒绝。1946年1月12日，谈判终于破裂，工会下令罢工。1月13日-14日夜间，杜鲁门紧急召见劳资双方代表，磋商妥协方案，但仍未达成任何谅解。1月21日罢工在整个钢铁部门全面爆发。有30个州的752,000名钢铁工人参加罢工。罢工一直持续到2月15日。最后，公司各方面在政府同意每吨钢材上涨5美元的条件下，接受了政府关于增加工资的建议。
    罢工浪潮也波及到交通运输部门。1946年5月15日《纽约先驱论坛报》载文警告说：“令人望而生畏的罢工将席卷250,000名铁路机车乘务员和司机，他们要求每天增加工资2.5美元，并改善劳动条件。”这一次，杜鲁门又在白宫召见了劳资双方的代表，并要求接受仲裁会议的建议，将工人每小时的工资提高14美分。铁路工人会议认为这个裁决是不公正的，首先反对，并准备于5月18日发动罢工。
    交通运输不同于其他工业部门，一旦停顿，将使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陷于混乱。从1926年以来，这个部门的罢工一直受到法律禁止。在此关键时刻，杜鲁门顾不上保持自己的民主形象，下令在罢工开始24小时以前对铁路实行军事管制。在罢工爆发的第二天，杜鲁门发表广播演说，声称：“我在这重大危机的时刻向美国人民说话，珍珠港危机是外部敌人的阴谋造成的。昨天发生的危机则是由国内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一群人造成的。”（18）翌日，杜鲁门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宣布这次罢工是反政府罢工，要求通过法律把参加罢工的工人征召入伍，并处罚那些拒绝召回本厂工人的老板。在政府的全面干预下，罢工被迫于5月26日结束。
    在同一时期，杜鲁门政府对矿工工会会议也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于1946年5月22日下令对矿山实行政府监督，直至1947年6月才予以解除。不过，在此期间， 罢工仍时有发生。采矿公司方面不得不同意将每小时工资增加18.5美分，假日工资从75美元增加到100美元，在每吨煤的售价中提出5％作为改善工人生活福利的基金。（19）
    各行业出现的频繁的罢工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年就成为罢工的高涨年。总计大约发生5,000次罢工，参加者4,600,000人，损失工作日达1.16亿个。（20）1947年和1948年的罢工运动渐趋缓和，出现了一个低谷时期，一直到1949年才又进入第二个高潮。不过，这一时期的罢工运动带有更为鲜明的政治色彩，往往同反对塔夫脱-哈特莱法结合在一起。例如，在1947年200,000名煤矿工人罢工期间， 工会领袖约翰·刘易斯尽管本人敌视共产主义，但拒绝按照该法案规定宣誓不参加共产党，并且指出：“这个法案是法西斯在美国最龌龊和最残暴的产物。”（21）他还在矿工代表大会上愤怒地批评那些屈服于塔夫脱-哈特莱法的工会领导人。他说：“工人领袖们在塔夫脱-哈特莱法的威胁面前，像胆小鬼那样，首先夹着尾巴逃之夭夭”。（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