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外来文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选择定位
    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国家主义在日本的影响很大。明治20、30年代，当时一些主要的西方文化思潮都传到了日本，并激发了诸如自由民权运动那样壮阔的社会运动。但几经选择，当政者把日本的思想文化基调定位在德国国家学说与传统的儒学道德的结合上。据此，凡是英美系统的思想，如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天赋人权说等皆遭排异。而德国的国家主义思想则浸透了日本的上层建筑。这一时期，原来信奉自由民主主义的部分启蒙思想家也抛弃原有的观点，滑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理念中。比如，加藤弘之在1882年著《人权新说》，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批判自己早年所持的“天赋人权”说，宣称“优胜劣败是真理”。福泽谕吉也在明治十四年作《时事小言》，鼓吹“内安外竞”，宣扬对外侵略。1885年更抛出著名的“脱亚入欧”论，鼓吹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加速走向极端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日本之所以在外来文化中定位于德国文化，一是两国都具有浓厚的封建专制传统和军事黩武特点，二是两国都属于后起的赶超型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有着很强的相似吸引性。
    日本法西斯思想家们从斯宾塞、尼采等人的理论中找到了所需的理论依据。从明治十（1877）年到明治三十年代初，斯宾塞的著作被译成日文者有30种以上。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既强调人的自然权利，又强调依据“适者生存”的原则。试图把现实的社会秩序合理化，从而通向国家主义思想。他的理论的两个侧面在日本分别为两个对立的思想营垒所利用，民权论者强调自然权利方面，依据的是《社会平权论》，而以加藤弘之为首的专制主义官僚派思想家把它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依据，并用以反对“天赋人权”说。随着在国家主义取向上的定位，后者逐渐占据上风。到了法西斯思想家高岛素之和北一辉那里，更是按照国家社会主义者就是国家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逻辑，把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二为一〔9〕。进入20世纪后， 以尼采的国家学说和“超人”哲学为代表的德国文化在日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翻译、讲授、传播德国文化的学者很快在思想文化界占据上风。尼采的学说鼓吹具有超凡能力的领袖人物的独裁专制，宣扬对外扩张侵略，强调权力和意志的统一。尼采等人的学说在德国被用作论证和宣扬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在日本它也被大川周明、北一辉、高岛素之等法西斯理论家，信手拈来用作宣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理论依据，成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重要文化源流。
    余论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半个世纪过去了，法西斯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同时，随着21世纪的临近，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转移的趋势不可逆转。毫无疑问，中国和日本作为亚太地区的两个大国，都应当在亚太经济合作与东北亚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近年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国家主义”思潮明显增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切关注和担忧。日本民社党声称，“在海湾战争结束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已经提出日本的责任问题……（日本）必须做出符合国力的国际贡献”，表现要做“政治大国”的动向。又据《读卖新闻》1991年所作的一项调查，日本国内希望“修改宪法者”达33%，比86年增加11%。而且，多数人的目光盯在宪法第九条。要求“明确国家的自卫权”、“拥有正式军队”、“重新解释宪法”。明治维新以来的“脱亚入欧论”渐处下风，并开始让位于“脱欧入亚论”，主张用“经济统治亚洲”的呼声日趋高涨，还有人用“日本已成为亚洲唯一发达国家”来论证日本“担当亚洲领袖乃天经地义之事”。石原慎太郎等人甚至重提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10〕。对此，我们应予足够的重视和警惕。
    “世纪之末，多事之秋”是现时的流行说法，我们是历史唯物论者，自然不会迷信“历史周期论”。但历史也有惊人相似的一幕，韩国学者梁性喆就曾指出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张，与“大东亚共荣圈”何其相似乃尔！〔11〕当前，“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等新观念正在动摇传统的军事安全观念。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忘记历史，而必须对曾经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进行不断的、深刻的反思，本文就是试图从文化角度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深层原因进行发掘的一次尝试。
    注释：
    〔1〕见《玉矛百首》
    〔2〕见《混同秘策·混同大论》
    〔3〕荒川几男、生松敬三：《近代日本思想史》有斐阁1973 年版，第264-265页。
    〔4〕井上哲次郎：《国民道德论》。
    〔5〕汤浅常山：《常山楼笔余》卷三。
    〔6〕佐藤信渊：《混同秘策·混同大论》。
    〔7〕石田一良：《日本文化史概论》。
    〔8〕《石桥湛山全集》第4卷，第23-24页。
    〔9〕参见远山茂树等编：《日本近代思想史》
    〔10〕原载《读卖新闻》、《世界》等书刊，转引自《日本问题资料》1992年第6期。
    〔11〕参见《东亚秩序和朝鲜、韩国的重新组合》，载《国际政治研究》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