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江南海塘北段工程中，宝山海塘工程和其他各县的分属不同类型。宝山工程起因于雍正十年(1732)潮灾，江东及江西土塘仍由国帑修筑，这是雍正朝海塘政策的继续，也是当时险工段的客观需要。衣周塘的修筑，一方面是因其他地方海塘筑后潮水对尚未修塘地方冲力加强，更重要的是地方民众想趁机在修塘高潮中趁机修筑田头圩塘，此时由民众捐资，这是遵循了乾隆元年(1736)制定的土塘地方维修的政策。宝山护城石塘的修筑在当时并非刻不容缓，主要是知县胡仁济的主观愿望起了关键作用，民众并不赞成。宝山塘工完竣后促使海水冲击邻近的太仓和镇洋滨海，巡抚庄有恭和太仓知州宋楚望的个人愿望在太镇、海塘工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在违背时令的情况下，只有强制农夫修塘，结果使得太、镇海塘北段工程质量较差，后续培修措施是对海塘质量的补救。紧接着的常熟和昭文海塘工程中，长官意志远大于客观需要。
    江南海塘北段海塘工程带来两个后果：长江口段许多小出海口被堵塞后，防潮冲击与引潮灌溉间矛盾尖锐，后来工程中因海塘水洞产生不少争执；滨海民夫不再疏浚干河，专门负责海塘维修，成了海塘工程中编役人员，该制度延续到晚清。(63)这是江南海塘北段特有的劳力动员方式，为南段罕见。在江南海塘北段海塘工程中，人类修筑南段海塘诱使塘工向北续筑，官员强制杜林泾以北海塘修筑，引发地方绅民不满的同时，还导致滨海水利劳役的变化，这是那些官员没有想到的，并非所有大型公共水利工程在决策时都能了解环境过程响应。
    通观从祟祯七年(1634)“华亭海塘开始大工到乾隆二十年(1755)常昭海塘竣工后“江南海塘”通塘体系基本形成期间的海塘历史，可以发现塘工和潮灾等级没有必然联系。(64)两者的联系可分作以下几种情况：第一，虽有大潮灾但不一定大修海塘。崇祯六年(1633)潮灾后华亭海塘的小修小补，康熙五十八年(1715)华亭生生员冯敦忠呼吁捐修石塘未果等，都属此类。第二，大潮灾后修筑大规模的海塘。雍正二年(1724)大潮灾后开始修筑松江府属各县海塘就是如此，但各县海塘形制及土塘和石塘规模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受皇帝决策影响。第三，没有较大潮灾影响也修塘。太仓州、镇洋县、昭文县和常熟县的海塘工程，即为明证。第四，当海塘年久失修或是“豆腐渣”工程且遇到大潮灾后，海塘受损程度更重，时人在无形中夸大为特大潮灾。道光十五年(1835)潮灾后宝山海塘工程，即为如此。(65)同光年间江南海塘进行了系列大修，主要因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海塘近十年没有系统维护，即使中小潮汛也会酿成大灾。(66)因而，仅据海塘修筑次数或有关潮灾文字来确定潮灾等级，并进而研究历史上的海面变化或者海潮灾害史是靠不住的。这些硬性的定量数据相对容易获得，但性数据背后“软”的内容的探索并非易事。海塘工程的历史并非纯粹的技术史，在决策和修筑过程中包含很多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内容。人类活动在改变地球面貌中的作用，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中的重要一环。在进行灾害史的定量研究时，应加强对灾害成因和防灾救灾过程的研究，方能使认识更加全面深刻。
    注释：
    ①拙文：《皇权、景观与雍正朝的江南海塘工程》，《史林》2007年第4期。中国海塘历史研究的学术回顾，亦见该文。
    ②光绪《宝山县志》卷2《海塘》，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172页。
    ③关于江西护城土塘与衣周塘的初始修筑时间和具体过程，乾隆《宝山县志》中记载的时间为雍正十三年，但是光绪《宝山县志》却记载的修筑时间分别为雍正十二年和雍正十三年。不过，根据光绪《宝山县志》中对于两年内修筑海塘工程文字资料的比对，可发现具体修筑的时间是在同一年完成。本文对这段历史的处理，遵从乾隆《宝山县志》。
    ④光绪《宝山县志》卷2《海塘》，第173-174页。
    ⑤光绪《清会典事例》卷920，第582页。
    ⑥《两江总督高其倬奏于江南沿海改移石塘工段请用青六黄四石料及酌请展期折》（雍正十一年九月十六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5册，第126-128页。
    ⑦乾隆《宝山县志》卷2《水利志》，上海图书馆，第28页。
    ⑧光绪《宝山县志》卷2《海塘》，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7册，成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76-177页。
    ⑨光绪《宝山县志》卷2《海塘》，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