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法史学界不再只关注于“纸面法”(paper law)的研究，而将视角稍稍转移到“活法”(living law)之上。学者们的旨趣也似乎“从实体规范转向程序和过程，从法典转向审判，从表达转向实践，从大传统转向小传统，从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从国家转向社会”①。在这种学术氛围之下，中国法制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两种新气象：1、学界开始关注法律实践和法律表达之间契合或紧张关联，不再仅局限于法律文本研究。关于此点，黄宗智的相关著述实有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②；2、有些学人开始关注法律实践中活生生的群体，而不再仅局限于僵硬的制度研究，如党江舟、高浣月等③。
    然而诸如此类的尝试，在法律史学界和清史学界，初露端倪，尚有不足。在本文中，笔者不满足于利用《大清律例》等法律文本对清朝拘禁制度作粗线条的勾勒，而尝试采择更加丰富、生动的资料，如档案、文人笔记乃至小说等，以清代准司法群体--衙役群体为主要分析对象，以清代非正式拘禁设施--班房为一个观察断面，对衙役群体在具体运作班房的法律实践过程中，如何巧妙地超越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法律文本不曾赋予的权力，作一细致描述和剖析，并力图对“清代法律实践与法律表达的关系”这一争论不休的话题提出自己的管中之见。
    一、从一个有趣的现象谈起：“班房”语义的转变
    时至今日，打官司、坐班房、蹲监狱成为民众口耳相邮的惯常用语，人们已然将班房和现代监狱等同视之，故“坐牢”即为“坐班”。翻阅今天的报纸杂志，与现代监狱同义的班房一词屡见不鲜。然有清一代，班房实具双重语义而为时人言说。其原始之义乃指官方衙役或豪家私仆分班值宿之处。据考，称值房为班房者，自明洎清相沿不替。班房二字首见于明朝汤显祖(1550-1616)所著《牡丹亭·闹宴》之中：“官衙里举办宴会，秀才要进去找岳丈，被差役拦住，秀才想‘怕进见之时，考一首太平宴诗，……且在这班房里等着，打想一篇，正是有备无患’。”④此处班房系指衙役值班之所(或称“差房”或“皂隶房”)。一百五六十年之后，曹雪芹在《红楼梦》第51回写到大夫看病，“一时出了园门，就在守园的小厮们的班房里坐了，开了药方。”⑤此处班房则为豪宅家仆值宿之处。
    乾隆年间的著名幕友汪辉祖(1730-1807)在论及地方官为政要点时，尤为关注“班房”一事。他认为班房虽“管押之名，律所不著”，但为时事所趋，“乃万不得已而用”⑥。此处班房业已逸出“衙役宅仆值宿处所”语义之外而具有另重内涵，即指国家正式监狱之外并为地方官默许而设立的非法监禁场所。无疑此处的班房与今人吴思笔下的“灰牢”名异实同⑦。
    在清代的许多文学作品中，班房大都被视作监禁性质的场所。如《歧路灯》第30回云：“我给你一个地方啊，黑底里休要叫爷爷叫奶奶聒人，小姚兄弟，先把这两个费油的押到班房去。”⑧又《二十年之目睹怪现状》第10回云：“他还要申诉时，已经有两个差人过来，不由分说，拉了下去，送到班房里面。”⑨
    回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最原始形态的班房语义与监狱一词判然相分。原始班房惟“三班六房”的简称而已。有清一代，“三班”指衙门中皂、壮、快三班执役人员，他们负有拘传、搜捕、起赃和站堂、行刑、解囚之责⑩。“六房”则是指仿效中央六部，衙内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房胥吏，他们处理有关当地的民政、财政、教育、水利、建设等文书事宜(11)。
    后来正是在三班六房等衙役胥吏的操控之下，班房超越了它的原初值房功能，而流变为羁押轻微惯犯、未决疑犯以及干连证佐的混合性拘禁场所。不仅如此，班房一词的外延不断被拓展，最终成为当时所有非正式拘禁设施的代称(12)。曾在陕西、四川等地入幕为官，并具有丰富的司法实践与律学功底的刘衡即曾言：“所谓班房者，三江称其自新所，四川称之为卡房，广东称之为羁候所。”(13)自新所、卡房、羁候所等深具地方性色彩，但实质上皆为非正式的拘禁场所，所以清人每每以班房一词来加以统称(14)。后来在晚清法制改革中，一些务实官幕倡行“班房制度化”，正式拘禁设施和非正式拘禁设施之间界线开始变得模糊，以至后来班房逐渐与监狱同义。今人对何以用班房代称监狱，已语焉不详，上世纪80年代末编写的颇具权威的《辞源》便径将班房解释为关押犯人的监牢(15)。
    二、班房周围的衙役群体分析
    借助大量的材料可知，在清代非正式的拘禁设施--班房周围，活跃着以衙役为中心的多个利益群体。
    晚清李宝嘉在《活地狱》一书中提及：为了将富户人家总管黄升押入班房，州县小文书赵稿案以利益相引诱，急切拉拢捕快头目史湘泉入伙，然史湘泉又不得不去找招书办(刑名胥吏)帮忙。尽管赵、史两人知道这会增加成本，降低自己所得，但要想将黄升顺利押入班房，刑名胥吏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口(16)。众所周知，刑名胥吏，作为各级衙门中办理刑名事务的办案人员，是自古以来刀笔吏的继续，他们不是官，连未入流也不是。然而，清朝官员大多由于“溺于制举帖拓之业，苟且简陋，于律令格式每多阙焉不讲，间有博学多闻者，亦且鄙为‘申韩家言’，不屑措意，一委于幕客吏胥。”(17)刑名胥吏正是凭借手中的“申韩家言”的“权威性资源”(18)，为不谙或耻谈律令的官员所倚赖，从而操持了一份实际的权力。主办司法事务的刑名胥吏，除了做一些繁琐的事务如给主官作升堂准备、陪侍州县官入乡勘验命盗案件以及处理文牍事务外，还有一份重要的权力，即票稿的拟定权。所谓“票”即指差票，衙役凭此方可执行任务，或拘传，或催科，无票不行。正如汪辉祖所说：一票在手，衙役如狼似虎。故而衙役总是百计求票，甚至费钱买票，然后于民间加倍索偿。也正是票的重要性，刑名胥吏往往是衙役搞好关系的重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