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梁治平：《法律史的视界：方法、旨趣与范式》，《中国文化》2002年第1期。
    ②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法律、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③党江舟：《中国讼师文化--古代律师现象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高浣月：《清代刑名幕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④(明)汤显祖著，徐溯芳、杨笑梅校注：《牡丹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47页。
    ⑤(清)曹雪芹等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8页。
    ⑥(清)汪辉祖纂：《学治说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页。
    ⑦吴思认为：“监狱在法律上是有正式地位的，班房却没有。班房中的关押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关押，这就不能叫“白”；但这是由合法官府‘万不得已而用之’的，又不能叫‘黑’。说黑不黑、白不白的关押场所，正是‘灰牢’。”(参见吴思：《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笔者认为吴思先生的“灰牢”一词具有一定的表现力，但得一提的是，无论古今，以“黑”字来描述班房性质场所的并非没有。如嘉庆时期，山西的班房就有被称作“黑窑”，有材料记载：“嘉庆五年(1800)，山西捐输有一县派至10万两，勒限催交，其未能催交者，即行掌责，甚至锁闭班房，名曰‘黑窑’。”(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页)时至近日，亦有“小黑屋”之称(参见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页)。
    ⑧(清)李绿园著，栾星校注：《歧路灯》(上)，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第284页。
    ⑨(清)吴趼人：《二十年之目睹怪现状》，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98页。
    ⑩郑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146页。
    (11)瞿同祖著，范忠信、晏锋译：《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0-71页。
    (12)近年来，学界关于清朝非正式拘禁设施的研究，逐渐增多，且探讨渐趋深入。笔者见到的相关论著有：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170页；赵晓华：《晚清狱制的社会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144页；赵晓华：《晚清的积案问题》，《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柏桦：《明清州县监狱》，《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日)太田出：《“自新所”的诞生》，载《史学杂志》111-4(2002)；柏桦：《明清州县官群体》，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259页；赵晓华：《晚清时期待质人证问题》，《史学月刊》2005年第9期；张世明：《清代班房考释》，《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
    (13)(清)刘衡：《蜀僚问答》，载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1，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4625页。
    (14)参见张世明：《清代班房考释》，《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
    (15)《辞源》修订本(1-4册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114页。
    (16)(清)李宝嘉：《活地狱》，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47页。
    (17)(清)刚毅：《审看拟式》自序，光绪十五年刊本。
    (18)英国学者吉登斯将资源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两种。前者是指原材料、物质能源、生产再生产的工具和技术以及人造物产品等传统意义的资源；后者则是指对社会时空路径的组织，对身体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对生活机会组织(是指在不同的形式的社会以及社会的不同领域中，人能够幸存下来的机会，也包括韦伯所说的一系列范围广泛的倾向和能力。文中所提的清代刑名胥吏对律例等“专业知识”的掌握便是韦伯所说的能力的一种)。吉登斯在结构化的理论中认为，通过对前者的支配可产生权力已被广泛认可，而他认为人们比较陌生的是权威性资源的储存，而它对于权力的产生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王铭铭校：《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第378-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