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名幕友，“佐官为治”，并非官员，但为主官延请，颇受信赖。刑幕须熟读律例条文，正所谓“幕客佐吏，全在明习《律例》，幕客之用律，犹秀才之用四书也”(19)。正因如此，郑天挺先生在书中将刑名幕友列为专业幕友。幕师地位高于胥吏，为本官倚重，有时代官查核胥吏。汪辉祖《佐治药言》多处告诫幕师须谨慎地保持与胥吏之间的距离，要勤于稽查。两者的勾结也是存在的，但相较胥吏和衙役的密切关系程度可能要疏远一些。
    讼师与吏役利用班房狼狈为奸勒索分肥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在福建，“讼师恶棍，遇有路毙尸身，仿照海砂掩护之法(20)，而和以盐，藏之隙地，捏造情节，诬告人命，谓之合虎药”，然后与书吏衙役勾结，“书吏传供，颠倒舞弊”，陷害无辜，押入班房(21)。在清代，讼师多来自不得志的士人、文武生员以及乡约、保甲等(22)。在传统的“无讼-息讼”理念的支配下，清代讼师地位不高，且往往是非法职业，官方动辄将讼师描述成：其唆讼伎俩，多“系以虚为实，以无为有，颠倒是非，拨乱乡愚，因得售其奸”(23)。讼师往往被称为极具贬义色彩的讼棍。尽管法律地位低下，然而民间对他们法律方面的需求却很大，事实上他们在民间的权威和作用也日益彰显。下面这段文字先贬讼师：“厦门多讼师，率自外来，颠倒黑白，变乱是非，其图准不图讯，于律例全然不晓，亦不计及反坐之罪”，后又说及：“富家无故请一人为谋主，平民又奉之如神明，到案讼已折服，究出讼师，问其姓名，犹不敢高声，厦民有不怕官怕讼师之语。”(24)当时甚至出现“人证之到案，虽奉票法，原差不能为政，惟讼师之言是听，堂费、差费皆由其包揽，有两造欲息讼而讼师不允，官府已结案而讼师不结”的情况(25)。
    在清代班房周围，衙役、土棍、匪徒相互勾结利用的现象十分普遍。“奉天承德县，遇有呈控事件，由门丁吏役传递，广通贿赂，勾结匪徒，诬良讹诈。署东设有班房可容纳百数人，名曰外监。勒索即行禁锢，一交冬会，冻馁有加，几无日不有倒毙。”(26)厦门同样如此，“厦民惧至同安县涉讼，而奸民往往歧控，县役藉票生事，并有白役，以其姓名之相似者，或谓欠粮，或称跟交，在厦门讹诈，并于壅菜河设班房，曰间仔。”(27)诸如此类衙役、土匪彼此引为奥援并利用班房勒索分肥的例子，充斥于同光两朝的实录之中。
    在清代，地保与衙役沆瀣一气、陷民入狱的现象，时有发生。李伯元在《活地狱》一书中曾描绘了这样一幕：地保以借贷之名向村民索取钱物，在屡次得逞后终被拒绝，于是地保挟忿报复，先将该民已上缴的赋据隐匿不示，再行诬告其未交，串通衙役索拿村民，押入班房(28)。清承明制，保甲长实际上是国家最低级的半官职人员，无官俸，但免于交田赋。他们被称为“在官人役”，具有催征钱粮、拘传人犯、协办词讼等责。
    饶具兴味的是，晚清业已没落的旗民妇女竟与衙役勾结，煞费苦心地架词构陷以图分肥。光绪朝御使郑溥元奏及：“近来宗室妇女往往骄奢无度，家产净绝，纠合匪党，肆行讹索，讹索不遂，便成斗殴。其呈控于步军统领者十有九虚。迨移咨刑部，不得不代传被告。若妇女赶到对质，其曲直尚可立判。无奈情节本虚，又恃贵胄之亲，延不到案。而从中闻说之人，皆其羽翼，辄向被告家中赫逼钱文。非大遂其欲，彼此分肥，决不和息。廿十余年来，良民之倾荡产业者，大都如此。”(29)最后一句可能稍显夸张，但亦能说明当时旗民妇女与衙役勾结之频繁。依清律，妇女即便诬人反坐，一般并不收监，只交家主监管，若较重，亦可收赎，这极可能是旗人家主隐匿不出“派妇猎食”的原因所在。乾隆朝之前，旗民在法律和经济上有一系列的特权，曾风光无限。然而八旗子弟不事生产，坐食饷租，俗尚奢华，加上后来生齿日繁而饷额不足，所以到了晚清之际日益贫困潦倒。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在清代，以班房为据点，以衙役为中心，聚集着幕师、胥吏、讼师、地保、没落的旗民等诸群体，姑且称之为衙役群体。
    我们知道，在清代法律或官方文牍中，衙役的经济、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从正式的经济收入来看，“按季给以银米，多寡各殊：在外衙门吏书、门子、会人、皂隶、禁卒、铺兵、仓夫、斗级、工匠人役，亦按季给以工食银两，其后屡经裁减，皆于州县地亩编征。”(30)其数量之少，按傅雍邻的说法：“一役之工食，每年多不过十二两，或七两二钱，每日不过三二分，仅供夫妇一餐之用。古人云：‘黎民一日不再食则饥’。此数十万游惰之民，肯枵腹而鹄立于堂侧，走马于街前乎？必不能也。”(31)如此低的工食银，事实上“工食米石现均折扣发给，计得不定一”，甚至有时全部被本官瓜分殆尽。李伯元曾以略带同情和理解的笔调写道：“书差的工食，都入本官私囊。到了这个份上，要想他们毁家纾难，枵腹从公，恐怕走遍天涯，如此好人，也找不出一个。”(32)甚至“不发工食，是衙署通例”(33)。衙役按正常工食银给养，“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此外，衙役办案之时经费所需颇大，时常需要自理，“差犯解犯赴府赴省花费颇多，如府州与省中过堂无期，则不但旅费不赀，且加以各署吏役之需求无度，此项各省通例，例皆由差役赔累，州县官向不自发。”(34)除了经济上的困境，衙役与讼师等一样在法律话语之中，社会地位十分卑微。“倡优隶卒及其子孙概不准入考捐监，如有变易姓名，蒙混应试报捐者，除斥革外，照违制律杖二百。”(35)
    其实，班房周围的其它群体，有着与衙役极为相似的原生经济处境和社会地位。他们或困于经济收入之低而生活毫无保障，或因法律地位低下而长期不为官方和基层社会接纳。在养家糊口和办案经费自理的状况下，胥吏少量的工食银乃属杯水车薪；地保无一丝俸禄，唯有免交赋税特权；晚清众多旗民日益贫困潦倒，为生计一筹莫展；讼师多源自壮志未酬的监生、乡约、地保、文武生员等。可见在原初阶段，他们都过着相似的并不宽裕的生活。此外，他们的社会地位或因法律的重重限制，或因官民的有意疏远而日益卑下化。幕师为官倚重，但始终被排斥在体制之外，清廷为防幕府结党擅权，采取一系列防范打击措施；地保或许能在民间擅作威福，但始终是半官员身份的“在官之役”；旗民身份的尊贵，渐因经济上的窘状而成昨日黄花；胥吏不准捐监报考，世为贱民；讼师为官方或法律文本贬称为“讼棍”之余，始终从事着如履薄冰的高风险职业。
    笔者认为，除了合作谋利因素以外，这种极为相似的原生经济处境和社会地位，正是衙役群体以班房为基地彼此引为同类的重要的现实和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