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律实践中的班房运作及衙役权力的实现
    有清一代，除监狱外，法律上严禁各种非正式拘禁设施。清律明确规定，“严禁擅设仓、铺、所、店等。”(36)但是，在法律实践中，因衙役群体对名目各异的班房的运作，使得这一规定形同具文。清人黄六鸿在《福惠全书》中即曾言及“凡寺庙观坛、公馆官屋、酒肆饭馆”皆可作为临时羁押人犯干证的场所(37)，可见当时非正式拘禁设施之滥。
    我们知道，班房周围的利益群体，最终仰赖衙役经营班房以待分肥。那么，清代衙役究竟如何在法律实践中，巧妙地消解法律的刚性规定，利用现有的班房资源，来达到弄权济私的目的呢？
    1、操控环境。按照清律规定，拘禁在监的人犯“日给仓米一升，寒给絮衣一件。锁杻常洗涤，席荐常铺置，夏备凉浆，冬设暖床，疾病给医药”(38)。然而，在法律实践中，这种规定很难在正式监狱中得到落实，更遑论非正式的拘禁设施。衙役们往往利用甚或人为地制造恶劣的班房居住环境，以此折磨羁押者的身心，迫其就范，以遂其欲。瞿同祖先生曾在《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中说道：“嫌犯通常被关在肮脏场所，置于夏日暴晒，冬日奇冷之中，直到同意衙役交钱为止。”(39)
    李伯元曾对班房的居住环境作过如下的描述：“这班房就在衙门大门里头，大堂底下，三间平屋，坐西朝东，进得门来，原是两间打通，由南至北，做起一层栅栏，外面一条小小弄堂，只容得一人走路，栅栏里面地方虽大，闹哄哄却有四五十人在内，聚在一处，一时也数不清楚。……睡得不过睡在地下，也只好要倚墙而坐，哪有你长躺四脚的睡，坐也只好坐在地下，有谁掇张凳子给你。虽说这时候才交二月，天气着实寒冷，然而那种肮脏的气味，未曾进得栅栏已使人撑不住了。”(40)类似“夏则人多秽积，疫病薰蒸；冬则风雪交侵，肌肤拆裂”这样的班房环境描述，充斥于官方文牍之中。这种恶劣的卫生环境，部分上可能是由于经费短绌造成(41)，然而更多的乃是衙役有意使然，因为唯有“俾其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而官与民剖分焉”(42)。衙役们处心竭虑地设置不同的居住环境，供羁押者“自由”选择，以便倚狱为市。《活地狱》中的衙役对羁押者如是说道：“你想舒服，却也容易，里边屋里有高铺，有桌子，要吃什么有什么。……进这崖有一定价钱：先化五十吊，方许进这屋；再化三十吊，去掉链子；再化二十吊，可以地下打镜；要高铺又得三十吊。倘若吃鸦片烟，你自己带来也好，我们代办也好；开一回灯，五吊；扣果天天开，拿一百吊包掉也好。其余吃菜吃饭都有价钱，长包也好，吃一顿算一顿也好。……这是通行大例。”(43)古往今来，资源操控者皆娴于对资源分层，再造成供人“自由选择”的策略，从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对一些稍不遂欲者，衙役动用其手中的权力，“或将辫发系于秽桶，引其两手怀抱，使秽气冲入口鼻。或置于木盆而系之梁上，另以绳索以捭簸，令其眩晕呕吐。或以烟薰鼻，使之刻难忍受。”(44)环境的恶劣，往往对羁押者的生命形成了一种严重的威胁，“严害裂肤，冻馁交迫，死亡相继，骈肩连首，冤苦难伸。”(45)正是在这种恶劣环境的折磨下，富者、体质或意志薄弱者会首先屈从，以求换取一个好的居住环境。衙役们通过操控班房的卫生条件，事实上衍生出一份对羁押者控制甚至生命处置的权力。
    2、滥押久羁。清律明确规定，“除重犯羁监外，其余干连轻罪人犯，即令保候审理。”(46)然而在法律实践中，衙役们不仅漠视此项规定，甚至采取“滥押久羁”的方式，使其利益最大化。道光初年四川省都县监生陈乐山涉讼，在卡房及狱中辗转十多年，据其文稿记载：“四川全省每年‘牢死’达六七千人，安徽也有三四千人，全国会有几万人。”(47)道光十一年(1831)，在福建同安、晋江各县，“班馆无论原被告，每押至八九百人，竟二三年不得见本官之面”，衙役们“每出一票，少则三十余家，多则五六十家。架词株累，贫富均受其害”(48)。可见每年淹禁在班房中的羁押者，数量十分巨大。此外，羁押动辄“经年累月”，随意拖延，有时正犯已结案，而干连证佐仍羁押在班房之中，数十年不放，直至“瘐毙狱中”。乾隆的一道“上谕”表明，直至乾隆十七年竟还有康熙年间的“人犯”因案件“情迹未明”而监押于班房之中(49)。显然，在衙役看来，羁押者的数量愈多，羁押时间愈久，衙役们勒索的机会就愈多，勒索的钱财数量也就可能越大。
    3、以酷济私。按照清律，刑讯求供是合法的，但对于刑具规格、用刑次数及频度皆有限制。以非法之刑而求私利，更属律所不允。常用的刑具是笞杖，其尺寸、重量皆有定制，夹棍、挹指、拧耳、跪链、压膝、掌责也是“律准其行用”(50)的法定刑种。清律对州县审判中的用刑也有种种严格规定：“自理案件不得擅用夹讯”；命盗等重大案件的“正犯”及“干连有罪人犯”或是“证据”已“查明”而“拒不招供者和翻供者”，可以夹讯(51)。并且要将“某案某人因何夹讯及用刑次数”填报登记，以备查核(52)。
    尽管清律对非法拷囚作出了严格的规定，然而，笞杖等身体刑的存在以及刑讯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非法行刑和合法行刑的界限，为衙役们高下其手、缘法为奸提供了便利。合法的刑讯稍加超越，即为非法滥刑，但这两者界线实在是难以确定。班房之中，衙役的核心手段便是暴力惩罚。私以酷济，屡试不爽。衙役所用酷刑名目各异，残忍之极，有“幽之囚笼”、“闭之烟楼”者，甚或“用铁杆三尺余长，竖之拖地，上顶喉劲，周围捆缚，锁镣手足，作盘踞状，欲坐不能，欲起不得，名曰‘饿鬼吹箫’。又有将人倒见墙上，鞭挞拳殴，名曰‘壁上琵琶’。或将一手指一足趾用绳从后牵吊，名曰‘魁星踢’。”(53)还有诸如“好汉架”、“对面笑”、“铁床”、“火锥”、“鹦鹉笼”、“天平秤”等这些闻之悚然的酷刑，不胜枚举。在酷刑肆虐之下，在押者往往被折磨致“血肉溅飞”、“生不如死”。在衙役看来，这种酷刑有着双重意义：一为刑逼勒贿。衙役们“肆用刑威，必须俟得贿而后释放”(54)；二为敲山震虎。“未满其欲，必欲致死”，以此警示他人。吴思曾提出过颇具启发意义的“血酬”概念，他说及：“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55)诚如此论，尽管任何暴力不直接参与价值的创造，然而衙役手中的酷刑不啻为一份如同资本或土地的获利资源。尤值一提的是，衙役以残害肌肤为能事，不仅仅是为图获一份丰厚的报酬，也有满足权力欲望的考量。衙役对在押者身体的惩罚和规训，是一种凌驾于人的权力的表露和使用。福柯极其深刻地指出，“这种施及于肉体的权力，不应被简单的看作是一种所有权，应被视为一种战略，它的支配效应不应被归因于‘占有’，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的运作。”(56)的确如此，衙役们对犯人施加酷刑，并非简单的心理发泄，他们的目的是在创造权力和使用权力。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权力在设施时，不仅成为强加给‘无权者’的义务或禁锢，它在干预他们时，通过他们得到传播。”(57)我们不难想象，这些在押者有朝一日重获自由之后，向他人渲染自己受刑的景象，抑或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时，衙役的权威便在社会的深层刻骨铭心，权力也正是通过这种“演示”的方式肆意蔓延。